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简介

　　家风不仅关乎家庭或家族的兴衰，在一定意义上也关乎党风、政风、民风。好家风汇聚的是社会好风气，传递的是正能量。在大力践行和弘扬的今天，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传承良好的家风，令人心寒的社会道德滑坡就会得到遏制。正可谓：家风正，民风纯，政风清，社风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欢迎浏览。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一

　　年轻时读曾国藩家书，最不能理解的是他对后辈的态度。比如家教五个字：书蔬鱼猪竹。他特别反感孩子们睡懒觉，要求赶紧起床读书、种菜、养鱼、喂猪、种竹子去。女孩子还要纺线做饭洗衣，家务事自己做。不但如此，竟然写信通知他弟弟：我将来绝不给子女留钱，做官的人给子女留钱“可羞可恨”。

　　此举容易让人理解为，做父母的不疼爱子女。然而，曾国藩的解释是：只有勤奋才能保持家人向上、家族兴旺;后代如果没出息，钱财就成了作恶工具，全家将跟着蒙羞。深细思之，才觉这样的对子女之爱，“道似无情却有情”，可谓爱到了点子上，亦可谓明智。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这首词读来总让人会心一笑，因为他把天下父母的内心写得纤丝毕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亲情中，护雏舐犊乃人之常情，这是生物学规律，人的一种本能。望子成龙则是其必然延伸和社会性升华，在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尤其如此。假如说有人竟亲手把子女推进火坑，一步一步让他犯罪坐牢，为人父母者是否觉得匪夷所思无法想象?

　　令人唏嘘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蠢事并不少见。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利令智昏，全家齐动员大搞腐败，刘铁男、李达球、郭永祥、赵少麟无不如此。本来他们拥有世人少有的辉煌成功，最终却折了老子、赔上儿子、殃及孙子，甚至为了减轻罪责互相诿罪，亲人成了仇敌，等待他们的只有黑洞般的痛苦寂寥，人生悲剧莫过于此。发人深思的是，亲情竟何以至此?父母爱子女，何以沦为如此结局?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不能说刘铁男们的“爱子”不“计深远”。当初刘铁男让儿子在关联单位拿干薪，一定不是为了积累犯罪证据，一定以为是讨了大便宜。然而，把不劳而获违法乱纪当作爱和智慧，必然在损害人民利益的同时，亲手毁灭自家的幸福，可谓饮鸩止渴，愚不可及。刘铁男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泣不成声地说他对不起儿子，一语戳中了这一类父亲难以启齿的痛处，正是“可羞可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爱是无罪的，溺爱则是毒药;有的事错了可以重来，错位的爱则意味着毁灭。有的家庭因为这样的溺爱与错爱，让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事稼穑”、好逸恶劳。有的父母为孩子走关系、谋位子、贪财富，甚至不惜违纪违法，滑向犯罪的深渊。如此之爱，容易使孩子养成诸多不良品质，失去了独立成长、发展的能力，看似为孩子“计深远”，实则误其前程、断其生路。

　　周恩来不让子侄透露亲属关系，杨善洲不给子女安排工作，多少老一辈革命家把一生积蓄全部交了党费、不留给子女。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爱子女，他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惟有树良好家风，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才能真正许子女一个美好的未来。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学术。清代家集编纂刊刻的盛景已成为历史，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在人们向往书香社会的当下，回望传统显得尤为重要。这令《清代家集丛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汇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学传统最为直观的载体。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丛刊》，公布了几个以往很少为人所知的数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仅存世25种，且多为明清人编辑;元代自编及后代编辑的元人家集有15种;明代自编及清代编辑的明人家集有125种;清人自编及民国时期编辑的清人家集，总数达948种。尽管这只是初步的统计，但仍显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编纂风气之盛。近百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大转型的同时，中国人“诗书继世”的家族传统似乎也正在逐渐淡去。

　　今年7月，词学家龙榆生于20世纪30年代主编的《词学季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为此举办的一次读者沙龙上，龙榆生之子、复旦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龙英才坦言，从中学到大学，自己一直在学校寄宿，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龙家的子女虽然在各自领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没能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龙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给专业学者。

　　在新近出版的遗稿《我们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也屡屡提及，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国文化为业，而他的子孙却都移居海外。汤一介不禁感慨：“我们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

　　作为技艺的文学传统

　　何为“世家”?清人曾有过清晰的表述。余集说：“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业世其家，有以文学世其家，而穷达不与焉。”钱泰吉说：“所谓世家者，非徒以科第显达之为贵，而以士农工商各敬其业，各守其家法之为美。”在他们看来，世家无关功名地位，无关财富多寡，重在对家族传统的礼敬与坚守。

　　“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立在知识传授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的主要渠道是学校，也许今天还应该加上互联网，但在中国古代，却主要由家庭或家族来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清代家集丛刊》主编之一张剑认为，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进入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所谓“三代承风，方称世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养成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毕燕衎堂四世诗存》《长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诗存》《溆浦舒氏六世诗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黔阳潘氏七世诗》《八叶诗存》《赐书楼九世诗文录》《张氏十世诗抄》等径以“六世”“七代”等命名，无疑表露着编纂者对于数代持守、终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虽不以世代为名，但时间跨度可能更长，如《菱湖孙氏诗录》有12世，《海盐徐氏诗》有22世，《宜兴任氏传家集》有24世，均颇为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发现，国外的音乐世家、美术世家很多，但文学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国的文学世家非常常见，家集因此也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其实是把文学，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教育，作为一种技艺来继承和传播。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评价个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把文采作为一项核心的考核内容。家族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形成众多文学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风貌的视窗

　　家集的编辑，既是对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是对家族文学传统的缀合、润色与再造。这使得家集在展现文化火种薪火相传的同时，也横向拓展地缘、业缘、社缘等人际网络，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整体风貌的一个视窗。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认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世家其实并不多，即使像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渐微弱。同样，清代家集的文学价值未必都很高，与其说它们的作者是文学世家，不如说是文化世家。家集虽然主要是以诗、词等文学作品的形式结集，但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值得关注。

　　通过对所知见的786种清代家集编纂时间的梳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代家集丛刊》另一位主编徐雁平发现，在战乱等非常之际，家族整体遭遇危机之时，编纂家集的热情不仅未有消歇，反而高涨。“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国之后，与之相关的家谱编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数量也明显增加。战乱激发文献的新生，或者说浴火重生，既体现出高度的家族责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识，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和绵延传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说。

　　“家集对颂思祖德、启励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强家族向心力、寻觅家族文学的特征和传承、构建家族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现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空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他们的家集与郡邑文学总集密切相关，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知。”在徐雁平看来，清代家集数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两代文学中家族观念、地方意识强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学家族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家集编辑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觉的、自有的历史感觉与文化意识，“其中牵涉书名的设计、作品的选择编排、文字的修饰、小传的撰写、评说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确定、人物关系的梳理等，这些举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学传统跨越时间的持续性，进而酿造出属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识’。”

　　“《清代家集丛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书香之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说，这些家族传承百年的“书香”，正是当代社会所稀缺的。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三

　　王阳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生，是践行儒道、为国尽忠的一生。无论是贬谪蛮荒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中，他总是以国事为重，以尽忠为先，以尽孝为念，并且谆谆教育弟子要立志勤学，以圣贤自期，以修身养心、致良知为人生根本，而不以读书做官谋取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

　　教导子弟立志勤学

　　王阳明在《与克彰太叔书》中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

　　王阳明说：“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可见人生立志的重要。而所谓学问之功，就在消除习气，复归本然善性，这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不可不慎。联系到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首重立志，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更凸显了王阳明的从小“立志学圣贤”思想的重要。

　　勉励子弟以圣贤自期

　　王阳明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书函中说：“近闻尔曹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

　　王阳明虽在“干戈扰攘”中，仍寄书子侄，谆谆教导他们立志勤学。在他看来，读书为学，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谋取荣华富贵，而在于确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这才是“家门好消息”，是能“继吾书香”的好子弟。他在《又与克彰太叔》书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儿子正宪读书尽孝，“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宪男手墨》中要求儿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称“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

　　忠义为先，以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上海日翁家书》中说：“男之欲归已非一日，急急图此已两年，今竟陷身于难。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惟俟命师之至，然后敢申前恳。俟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伏望大人陪万保爱，诸弟必能勉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志士仁人虽常怀孝心，但总是以国事为重，忠义为先。王阳明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后家”的人臣之义，在致儿辈的家书《岭南寄正宪男》中则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事为重”的思想。

　　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

　　王阳明在《寄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可见，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也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

　　师法圣贤，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

　　王阳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爱的家书《与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贤而师法之”，说：“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又在《寄正宪男手墨》中强调自己的讲学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王阳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学宗旨以后，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皆谆谆教之以“致良知”，这个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阳明学派的门风，也是王阳明一家的家风。

　　王阳明的江西大弟子邹守益对老师的家书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说：“先师阳明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法’;及切祔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学，真是一善一药。”这个评论，不仅以阳明之教激励阳明后人，且以之激励同门学子，亦足见王阳明关于确立道德良知对于建立良好家风、门风思想的重要意义。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四

　　在9月3日胜利日这一天，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去世。

　　戎马一生的张震，四个儿子均为将军，女儿也嫁给一名少将，恐怕再没有一个家庭能像张家那样深刻诠释出“将门”的含义。

　　翻开厚厚的书本，张震在书中表示，对于写回忆录，自己历来缺乏积极性，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值得一写。那么，他为什么最后提笔成书?而且是两大本?

　　作为一名军人，退休后的张震感叹：“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时常回想起战斗的岁月，思念牺牲的战友，甚至做梦也多是和他们在一起打仗。“我的一些上级、同级和下级，都血染疆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战友张震，活到了可以提笔的时候，觉得有责任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他一改初衷的主要缘由。

　　书里书外，戎马的岁月，戎马的家风，说到底都是故事。

　　1949年病中筹划夺取台湾

　　张震的故乡在湖南平江县，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在1949年后，第一次授予军衔之时，来自平江的将军人数竟然高居第三位，仅次于湖北红安和江西兴国，可见其参加红军的人数之多。

　　张震从军后，先后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功无数。

　　1949年6月，正在召开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时，张震突然肚子剧烈疼痛，在地上打滚，被确诊为阑尾炎，又发现有陈旧性的肺结核，必须住院。病榻之上，粟裕来看望，并表示毛泽东两次发来电报，让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这一消息，使张震感到安慰，也让他急于进行工作。攻打台湾成了张震的心病。无奈病情较重，在上海养病的张震便找来一些有关台湾历史和地理的书籍，思考进攻台湾的方法。同时，一部收音机给张震带来胜利的音讯，在一次次胜利进军的消息中，他的家乡也解放了。

　　4个多月的病榻生活过去了，张震于当年10月重返岗位，得知了金门失利的情况。10月29日，毛泽东签发《关于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一天之后召开的第10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上，叶飞作了金门失利的检讨。张震他觉得，渡海作战对解放军确实是一个新问题。于是，还未完全恢复的张震，查阅东南沿海的水文气象资料，研究金门的全面情况，听取司令部各业务部门的详细汇报。他明白，解放台湾的作战方式与以往完全不同，这将是一场陆海空军协同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华东军区的军事教育会议结束时，张震作了总结讲话，从8个方面讲两栖作战问题，那时的张震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5月中旬，张震第一次来到北京，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朱德约见了张震，表示“全军对你们都寄予厚望”。

　　仅仅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7舰队布防台湾海峡，攻台行动搁置。对于，这次被搁置的攻台行动，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粟裕负责指挥，粟裕曾向军委提出攻台兵力应为16个军，而张震对攻台的作战计划可谓出力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