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疆辅警工资待遇标准及改革最新消息(二)

工资福利待遇有保障了

协警赵振峰是一名退伍士官，在部队服役了17年，2012年被招聘到县公安局，在城关派出所3中队当合同制协警。他很自豪地说：“今年每月银行工资卡里能收到3200元，比县上行政单位公务员工资也就少拿四五百元，工资福利待遇有保障了，养家糊口够用了，我会珍惜这份工作好好干。”

按照该县“合同制管理”办法规定，协警的工资待遇实行用人单位岗位经费预算的办法，由县人社部门每年按上年度商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核定岗位经费(其中包含社会保险费)，财政部门依据核定标准直接拨付到个人工资卡中，并按年度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直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中，工龄工资每年增加20元，加班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正式民警一视同仁，并落实工会会员、年体检、年休假等项制度。

据了解，该局协警实际工资已经达到丹凤县干部职工平均工资的中等偏下水平，在商洛市各县(区)协警工资待遇中处于领先水平。工资福利待遇有了保障，彻底解决了协警的后顾之忧，消除了协警“临时工”的心理，增强了协警的归属感，减少了协警的流动性，保障了协警队伍的稳定性。

成了治安防笵主力军

提到警力不足话题，局长李志学感触最深。四年前，他刚担任局长，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就交办下来13起信访积案，主要涉及因修建高速公路、拆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积案因缺失证据，时间拖得太久，很难处理。

李志学说，由于警力少，民警出警往往控制不住现场，一些家族势力仗着人多，围攻办案民警起哄闹事，造成民警工作压力大，打击力度不够。那几年，打架斗殴、偷盗行为比较多，发案率高，上访率高，丹凤成了有名的上访大县。现在，把警力配足后，能确保24小时接警处警，实行的是两班倒，一旦有警情，可以马上出警，现场拍照取证，回来后有充足时间完善案卷材料，能调解的及时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进行处罚。这样，从源头上减少了信访案件的发生。过去的信访大县，现在变成了省上表彰的化解矛盾纠纷信访工作先进县，该局信访工作连续三年全市第一。去年，丹凤县公安局还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按照公安编制，镇级派出所至少配备20名正式民警。可是，丹凤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白引宏告诉记者，全所现有警力29人，其中协警就有20人。而在巡特警大队协警所占比例更大，在现有47名警力中，协警达42人，正式民警只有5人。近年来，这支协警队伍在日常社会治安、防控、巡逻、交通指挥及配合缉毒、办案等工作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在2013、201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该局优秀民警评选中协警所占比例分别为51%、53%。其中，巡特警大队协警姚立明、赵肖通过几年的教育培训，已成为该局警务实战技能教官。

今年“两会”，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发声：在推动协警辅人员管理制度改革中，要进一步明确协辅警人员的法律地位和岗位职责，完善职业保障，增强协辅警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减少队伍流动率，提高待遇，保障队伍稳定性，提升协辅警队伍的地位和社会公众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丹凤县公安局大胆改革，厚爱协警的做法具有试水意义。

警力配置问题，基层一线单位建制规范问题，警力不足，机构名称不统一，民警的职级待遇问题，经费保障问题，各自为战……谈及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公安局长们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可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在第13期首任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情景模拟课结构化研讨中，公安局长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当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面临深层次、瓶颈问题，机构设置与编制标准问题是关键，也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前提。

顶层设计不规范、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统一，名称、规格不一致，应加强顶层权威设计，强化政策刚性机制

顶层设计不足，机构规格、设置不统一，全国各地五花八门……几乎每一位参加讨论的学员都首当其冲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现在基层的名称都统一不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实行队建制，事实证明，上面没有刚性规定是不行的。”黑龙江垦区公安局局长徐连斌说。

“规范机构设置，比如综合类，象办公室等，勤务类……都要明确规范起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树泉告诉记者。

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向明认为，公安改革要防止出现碎片化，要加强顶层设计，体现权威性和统一性;机构设置上要防止分工越来越细，警种林立，看似职能清晰，但真正运转并不通畅，特别是区、县一级，下一步要根据职能任务进行合理划分。

“改革上述种种问题，就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充分体现警察不同于其他政府机构的特色，加强顶层权威设计，在全国统一机构名称、职级、机构规格。同时，强化政策刚性机制，避免出现‘有条件’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研讨会上，学员们一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策。”

　　协警工资待遇标准

部门警力编制不统一，警力配置上政出多门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教授介绍，现在公安部刑警、技侦、网安等20多个业务局都下发文件，要求各自警力要达到专门的比例，这种警力配置上的政出多门往往让基层无所适从。

“造成问题的成因是多元化的，包括社会、政府以及公安机关一些自身的原因。”魏永忠直言。

关于编制标准的问题，一年多来，公安部已多次向中央编办提交了意见说明，中编办以本届政府不增员为由，均予以否定。中央编办这样的底线思维，编制标准何时才能出台?北京市公安局现有的1000余名网警，都是内部洗牌洗出来的，就是说由原来的编制腾出来的。

如今，改革到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时刻，中编办还在搞形式主义一刀切，思想保守，还拿原来的条条框框衡量问题。

“改革就是要突破旧的模式，公安机关当前面临严峻的犯罪形势，特别是昆明“3•01”事件发生以来，公安民警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还拿以前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也与改革的精神严重背离。”广西玉林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庄浩深有同感，“山东省公安厅率先成立了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部里要求都要建立专门的打击队伍，可是方案报到编办，编办就是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

改革理念没有深入，人员编制没有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设定，建议中央编和地方编双轨并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人员编制标准，并没有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给各警种、各科、所、队的发展留有余地，一些地方警力不增反降，导致一线民警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引发民警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