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看鉴史问廉观后感

　1.《兴衰之思》有感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一个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转瞬之间就化为历史陈迹。古代廉政建设与惩贪措施曾经有效地刹住了腐败现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一些青史留名的盛世。盛世的出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的清廉干练。但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品鉴历史，虽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走进历史的尘埃，但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却留给我们无尽地沉思。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秦始皇没有集全国之力、用百姓血汗修建阿房宫，那么秦王朝会不会传至万世而无穷呢?假如没有自上而下、整体性的腐败，那么西晋还会不会一再溃败?如果没有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那么唐王朝的根基还会不会被腐蚀一空?如果没有宋徽宗永无止境的挥霍，那么宋家王朝又会不会躲过灭顶之劫?当然，这些假设都不过是读者对既成历史的失望而生出的期望而已。历史就是历史，哪里会有假设呢。

　　当我们把几千年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脉络一理再理时，有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千百年来的历史轨迹也一再证明：放任腐败国则灭亡，清正廉洁国则兴旺。纵观历史，凡是吏治严明、官风清正的朝代，必然繁荣昌盛;凡是吏治混乱腐败、官风腐化堕落的朝代，必然衰败不堪，甚至走向灭亡。正是因为魏徵、房玄龄等一批贤臣廉吏，清廉节俭，励精图治，才会有空前盛世的“贞观之治”;正是拥有李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等清廉功臣前赴后继，勤政廉洁，才会有举世富裕的宋家王朝。廉则国兴，腐则国亡，这些岂不是最好的印证。

　　中国历代的很多仁人志士正是以清廉为节操，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被后人歌颂为清官廉吏。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做人之本;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是从政之基。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可以使我们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廉能立身，廉能兴国，恪守清正廉洁的为政底线，才能永葆纯洁的政治本色。

　　社稷倾覆，祸起贪念;国运昌盛，功在清廉。前贤可仰，覆辙宜鉴。廉则兴，贪则衰，当思之，当醒之。

　　2.《清官之念》有感

　　‍‍‍‍‍‍‍发生在一千年前的，关于包公掷砚的传说至今还在百姓之中口耳相传。那是在包拯期满离任端州之时，下属感念包拯的清廉，偷偷在其行李中塞了块端砚作为纪念，谁料包拯在船行江中时发现此砚，就径直将砚投进了江里。包公掷砚处后来隆起了一块陆州，就是现在的砚州岛。尽管传说不免有夸张放大的部分，但是包公的清正廉洁却依然因为这一传说的映证而更显高大而形象。当年手起砚落的情景也被匠人刻画成图画，凝固为具象，为后人瞻仰称颂。

　　‍‍‍‍‍‍‍包拯作为千百年来为百姓所纪念的清官代表，他的人生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包拯流传下来的唯一诗作，也可以看做是包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为官当清正，为人当道直。无论是东汉的强项令还是清朝的张伯行，都像包拯一样，奉行着做人刚正不阿，做官刚正廉明的道德准则。他们为求公正而不畏权贵，为救百姓而据理力争，宁可一人“公罪”，不愿百姓遭殃。人们把这些青天廉吏的故事编成歌谣、写入诗篇，代代相传，借此表达对政治清明、廉洁公正的渴望。而另一方面，贪腐横行之臣则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古往今来，国人心中一直有着深厚的“青天情结”，在清官廉吏的祈盼中寄托着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在为民伸冤的坚持中孕育着对政治清明的向往。人们对公正清明深刻祈盼，这也是如今强力反腐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然而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空前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新鲜与进步太多，诱惑与挑战也太多，如何打好私欲与清廉这场好仗，不让心中的清泉被欲望吞噬，这个问题拷问着每个为官者的道德良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宁静的时刻翻开历史的书卷，于前人的脚步中思考未来的道路，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历史的窠臼中自由舞蹈，而非被成规束缚。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将廉吏包拯的那句话记在心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3.鉴史问廉观后感

　　近日，《鉴史问廉》在央视隆重推出后，迅速成为电视、网络的热播剧，成为新闻媒体的热话题，成为干部群众的热关注，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当时剧组在古城开封拍摄了大量镜头，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其追求卓越的精神让人钦佩。所以，当得知这部大型廉政文化纪录片要公映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一连八天下来，和很多干部群众一样，我第一时间追着去看，不禁被片中展现的中华“廉政文化长河”的波澜壮阔深深吸引，其客观的讲述、思辨的考问、透彻的剖析催生出的历史启迪，让人感动，让人震撼。

　　《鉴史问廉》火了，但绝不是“不明觉厉”，而是有其必然因素。我认为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扎紧制度的笼子

　　《鉴史问廉》告诉我们，制度反腐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更是公慎用权的前提和基础。

　　监察、刺史制度的设立是中国封建社会文人政治体制下的重要“防火墙”。独立监察、依法监察，极度压缩了权力的寻租空间，为官员的依法施政、清廉执政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方面，从事监察、刺史的官员是经过千挑万选，从德行、才能等多个方面综合考核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往往是直吏、循吏、能吏的代表。另一方面，国家法典从制度上保障了他们依法监察的权力，手握重权，尺衡天下，有着代天子以察四野的意味。

　　无论是体系严明的《唐律疏议》，还是震慑四野的《明大诰三篇》，都是制度化反腐的典型。但是，制度的灵魂在于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压法、以权代法、徇私枉法，即使有了制度也同样不能起到作用。

　　二、传承文化的基因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因此，反腐的根本措施在于扭转人内心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文化反腐是刮骨疗毒的根本与核心。

　　《鉴史问廉》中所展示的廉洁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存，博雅与通俗并在。《赤桑镇》《杨家将》《四进士》《砸玉碑》等廉政剧目久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便源自人们内心浓厚的清官文化情结。流传千年的廉洁文化渗透在人们惩恶扬善的价值判断文化血脉中，绵延不息。

　　三、筑牢道德的藩篱

　　做官先做人，官德与人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忠诚、干净、担当不仅是吏治的规则底线，更是作为一名社会公民应该坚守的道德操守与社会良知。

　　包拯，寄予了老百姓太多的情感与希望。铁面无私，正大光明，他代表的是封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执一砚归的清洁无私，怒铡包勉的大义灭亲，陈州放粮的明察秋毫，阻打銮驾的公正执严，直放中门、畅通上访的爱民情怀，将他推上了清官为政的制高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的岳飞，都为人们在道德取向上树立了丰碑。

　　《鉴史问廉》为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廉政文化提供了有益探索。在当前反腐败新形势下，怎样更好地弘扬廉政文化，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正风反腐是政治生态的净化，也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社会存在一些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不以腐败为耻。所以，反腐也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廉洁文化与腐败文化进行着的博弈，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过节不送礼、办事不找人，当正气占据了上风，那些所谓的“潜规则”也就没有了市场，公正、诚信、廉洁等社会价值观才能助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早日取得压倒性胜利。

　　党员干部需要法治思维，也需要德治内涵的滋养。在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道德的雷池同样不能逾越。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之八德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基因密码”，为每一位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提供了丰厚土壤，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积累，做到自醒醒人、自达达人。

　　“不敢腐”、“不能腐”靠重典和制度，而“不想腐”要靠文化。目前，随着中央布局、各地“落子”，打虎拍蝇硕果累累，形成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为“不敢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若要实现“不想腐”的终极目标，除了“硬实力”，还要有“软实力”，文化之力不可缺席。廉政文化应如春风化雨，滋润党员干部的心灵，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必须将传统思想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提炼出新的廉政文化。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同时，坚持廉政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弘扬焦裕禄、杨善洲、史来贺等我党优秀模范的精神，强化党性锻炼和宗旨意识，不断丰富廉政文化新的内涵，通过提炼升华，形成富有当代特色的廉政文化，才能为实现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4.文化之力观后感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然地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服务着人民，丰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反映着人民对公平、公正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了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丑恶的鞭笞，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和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廉政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是“主旋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且作者皆为“无名氏”，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朝廷乐官制作的乐歌，有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更多的则是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是典型的人民文化，由此产生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诗歌，形成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景况——饿了以《诗经》“充饥”，累了以《诗经》“解乏”。其中一首《硕鼠》，讽刺了当权者的腐败，表达了人们对执政者清廉的渴望——“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抒发了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产生于尧帝时期，用木头制成，树立在道路两旁，称为诽谤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今天的“意见箱”就是从“诽谤之木”进化而来。后来，华表被历代王朝立于皇宫、皇陵等重地，用以警示当权者——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人民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一批“文化人”出现，他们从民间文化脱颖了出来，形成了独特的阶层——士大夫，他们在人民文化的长期滋养中，对人民群众的理想和诉求感受最深，于是拿起了如椽之笔，创作文艺，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气和担当，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去为人民鼓与呼，他们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寸心知”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汉卿，元曲的代表者，《窦娥冤》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其实，《窦娥冤》脱胎于传统故事《东海孝妇》，关汉卿把它提炼出来，加工成《窦娥冤》，为底层善良、坚强的妇女呐喊，向腐朽、黑暗的社会投去“标枪”和“匕首”;冯梦龙以“三言”奠定了其在文学上的地位，他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一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以“治国如治家”“爱民如爱子”的官德给后世留下了廉政的清风，赢得了爱民的美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他一生忠君爱民的真实写照;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享誉文坛，其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不与腐败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其书法清瘦，写出了为人清正、刚直的秉性，他做官更是楷模，前天还引用他的一首诗来告诫县委书记要关系人民的疾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