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千年包公观后感两学一做

千年包公观后感_第1篇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拯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拯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春江《包拯千年之谜?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说，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这则故事，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

　　千年包公观后感_第2篇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人。包拯后来说他“生于草茅”，指的是他降临在今肥东县一农家。但其父包令仪考中进士做了知县后不久，便把家迁到合肥城内。包拯少时在城内香花墩读书，他28岁中进士，因孝义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出仕。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我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宋史》第316卷《包拯传》中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进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又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会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包拯做过许多有益于百姓平民的好事，“不爱乌纱只爱民”，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来，关于包拯的口碑、话本小说、戏剧曲艺乃至当代的电影电视就演义了许许多多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故事，演义的结果，使包公的形象更丰满，甚至神化、传奇化。包公“包青天”成了人们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对包拯形象的塑造和传扬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话本并红火于元代的包公戏，自明清到近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包拯在“京官”开封府尹任上不到一年半光景，描写这一时期他断案的故事无疑是最精彩的华章，传播之广，渲染之烈，溶进了人们炽热的“包公情”。

　　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清又诞生20种。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金丸记》、《桃花记》、《胭脂记》、《珍珠记》、《双钉案》、《正朝阳》、《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砸銮驾》、《打龙袍》等保留剧目历久不衰。1993~1995年，长达236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陆和台、港、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舞台上的包公形象依“铁面无私”渐渐有了“定规”，即“相貂”(帽翅加长的宰相帽)、“黑满”(乌黑浓密的飘胸长须)、黑蟒(袍)、厚底(靴)且额头上长着“月牙”，这月牙儿有“上昭日月”的含义，黑脸(铁面)包公一出场，就明显有别于其他人物。包公升堂断案过程中一般都有两样道具。其一为独角兽。传说中断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包拯公案上置有独角兽，以示“曲直明鉴”。其二为三口铜铡。龙头铡斩皇亲国戚，虎头铡斩贪官污吏，狗头铡斩市井刁民。

　　历史上的包拯当然没有传说或舞台上的包公那般神奇。他既有政职、军职，亦有文职，甚至有闲职，还做过谏官。包拯能流芳百世，恐怕主要在于他的刚直清廉，高风亮节。稍举几例:

　　智审牛舌案。包拯于宋景?四年(1037年)任天长知县。某天某农户前来报案，自家耕牛被人将舌头割掉了眼看将死。包拯让他回去先把牛杀了吃，过几天再来。谁想几天后那农户来时案子已破了。原来包拯“等贼上门”，当时屠宰耕牛是犯罪的，那贼人来告发农户，却自投罗网。

　　不持一砚归。端州(今广东肇庆)出名砚。历任官府征贡品时，都要假朝廷之名多搜刮几倍乃至几十倍以中饱私囊。包拯从端州离任时，却不带走一方砚。航船途中发现一门生私携了一方砚台，包拯大怒，立命掷于江中，方才继续赶路。今肇庆仍有包拯“投砚处”、“洗砚池”景。

　　疏浚惠民河。包拯主持开封府时，城池汛期吃紧而城内蔡河河道边常被有权势的官僚占去砌盖楼房水榭，阻滞了水流。包拯即令限时拆除，对过限不拆的“大人物”则开名单上报朝廷请求降他们的罪。这样一来果然灵验，蔡河经整治疏竣后水畅其流，百姓称之为“惠民河”。

　　关心民疾苦。包拯担任御使期间对西北边防多有良策。如他提出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以减轻徭赋，扩大兵源。他提议对京东地区的一些冶铁专业户缓征生铁以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上书缓征500万石江淮地区的稻谷，“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任人当唯贤。包拯晚年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掌管全国财政物资大权的三司使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声名狼藉。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弹劾到底，终于使得张尧佐等人丢了官。

　　不为亲者讳。“廉者，民之表也”，包拯为官严于律已，生活俭朴，“饮食器用如布衣时。”任庐州知府时，他的外甥犯了法，他依法定罪，毫不留情。他的儿子包绶，为官多年，死后只留下几卷著述，“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他的孙子包永年也是“了无遗蓄”，包永年的丧事由两个弟弟合力营办，土坑木棺。

　　包拯曾有遗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刻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这段话作为包公家训，被刊刻于石碑上，竖在堂屋中，作为严格要求子孙后代的“铭”，对今人也有所启迪。现在，包公的这段家训，仍在合肥包公祠中，昭示来者。

　　千百年来，包拯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越过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黄皮肤“龙的传人”和其他肤色热爱中国、崇尚清廉的外国人所敬重。“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包拯出仕时写的这首戒廉诗，体现为民者愿，可作“为政者师”。

　　千年包公观后感_第3篇

　　由省纪委牵头组织，中央电视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三集高清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已制作完成，央视纪录频道定于5月25日20:00起连续三天播出，每天一集，每集45分钟。安徽卫视也将于5月27日21：25播出。

　　包拯家训如下：“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乡，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中秋赵朴初敬书)”。

　　体现了我们祖先的信仰。

　　信仰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是五个信仰对象，既相互联系，又互为一体。

　　拆开来讲，天地属于精神世界至高无上的神灵，主宰人们的命运，排在第一位。例如，人们一遇上自然灾害，就祈天保佑，干了坏事，怕天雷打。中国人是个很世俗的民族，即使对“天地”这样高远玄渺的神灵，也结合到现实来理解，如，皇天后土养育了人们，靠天吃饭、顺应天时，天意不可违，等等。正因为信仰，才有祭天、祭地，现在北京还有天坛、地坛，都是祭天祭地的专门场所。

　　第二位的信仰是君，即国君，国王，国家。到西汉董仲舒干脆将皇帝附会成“天子”，天的儿子，上天派来管理老百姓的，杜撰出“君权神授”的理论，以便让老百姓服服帖帖，天威不可犯。同时，对皇帝也有制约作用，替天行道，不可乱来。

　　第三位的信仰是亲，指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可以泛指父亲，母亲，祖宗，先辈等等，这是更直接来源于儒家的伦理道德。人们的生命都是来源于父母，“父精母血成汝体”，含辛茹苦养育我。因此，要孝顺父母，孝敬祖宗。用现代的一首歌曲《酒干倘卖无》最好解释：“没天哪有地，没地哪有你，没你哪有我……”，把这些信仰对象都串起来了。中国人敬祖宗有专门的祖庙、宗祠，祖坟，制度和体制上有宗族、五服、族长、族田、族产以及族规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绵五千年生生不息，起根本作用的是家族、宗族的凝聚力。国家灭亡了，家族的规矩和体制还在，家国一体，国家的基因寄存在家族中，家族宗族发展壮大、扫平四方又可以建立国家。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家族，国家灭亡了，一般无法复兴。

　　第四位的信仰是师，这也是源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小处看，开我蒙童，启我智慧，从大处讲，传承文化，弘扬文明。因此，师的地位很高。“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重教育，重文化，重传承，中国人受益极大。

　　千年包公观后感_第4篇

　　6月10日，根据局机关党委的组织安排，我和其他同事一道，冒着炎炎夏日，怀着一颗崇敬之心参观了肇庆包公文化园。

　　肇庆包公文化公园是在原包公祠基础上扩建改造而成，总占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由包公祠、清心园、文化广场、文化街和观景平台5部分组成。

　　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从第一单元孝闻乡里，第二单元清忠初绩，一直走到第三单元廉吏风仪。园内的包公脸谱、包公雕塑及栩栩如生的“包公掷砚”场景，琳琅满目的影视演绎作品，把我引入了全方位的包公历史。

　　公元1040年，包公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他42岁，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他主政端州3年，政声斐然：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的雏形;他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他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作了巨大贡献。

　　为政清廉,品德高尚。包公在端州的民间传奇很多，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包公掷砚化渚洲”。当时端州出产的端砚是贡品,朝廷限额开采,但包公以前的一些宫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巴结,不顾采砚民工的死活,用砚石来巴结权贵。包公清查端砚开采数目,惩治这些劣绅,并以端州府衙张贴告示,明令只能按朝廷限额开采。传说他离任时连一只端砚也不要,百姓暗中送给他一块,发现后立即抛下西江。端砚抛下去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渚洲，就是现在的砚洲。

　　包公之所以深受广大群众热爱，其经历之所以演绎成故事被世代广为流传，最主要的原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忠君。忠君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从政官员的基本要求,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所要求的伦理规范,儒家这种伦理道德渗透在包拯的思想和行为中。他一系列的治政、外交、国防、民本和法制思想,正是他忠于君主、国家和民族思想的体现。其次是爱民。包拯恪守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认为，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他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过上好日子。他鼓励开荒、修水利、冶铁、制盐,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财赋,改善人民生活。任职端州期间，由于西江水源不洁，导致瘴疠横行，包拯便带领端州人民开凿了7口水井，解决百姓的饮水问题。再次是忠孝。包拯在考中进士,朝廷赐官后,毅然辞去官职,在家孝敬父母,十年亡宦,当时就获得了孝敬父母的好名声。欧阳修称赞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最后是清廉。包拯在端州任上两袖清风,不持一砚归。另外,他铁面无私办事公正,就是亲戚朋友犯法也予以惩处,不徇私情,实现了清心治本、直道从政的理念。

　　经过半天的参观，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参观包公在端州的历史场景、记载包公廉政事迹的古砚碑等文物实物，深深认识到：只有离开物欲，心才会宽广;只有装载群众，才会被群众记载;二是，深深体会到肇庆市委市政府下如此大的决心修建包公祠，目的不是为了多一个景点，而是为中国梦之歌注入勤政廉政的强音符，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形造清政为民，开创肇庆新篇章的决心。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一定要以包公为榜样，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常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按照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工作，昂走阳光路，为实现美好中国梦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