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5篇

　【第1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5月24日上午，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安徽合肥举行。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第一集《清心直道》25日晚八点已向全国观众播出。

　　据悉，中央纪委宣传部正局级纪检监察专员阎群力，中国曲协副主席马小平，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黄群;省纪委副书记车建军，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张志宏，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庄保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俊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汪学致、包公研究会成员、安徽省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包公(包公第34代)后裔包正军、合肥政法委的(包公第36代)包旭东等出席了首映式。

　　另据海报，三集高清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纪录片运用先进的纪录片创作理念，通过再现真实的包公故事，寻访包公精神的当代体现。央视纪录频道定于5月25日20：00起连续三天播出，25日晚八点已向全国观众播放了第一集。

　　据了解，此纪录片和以往包公题材的电视文艺作品不同，纪录片《千年包公》坚持真实可靠可信的创作原则，完全根据史实，摒弃戏说，进行人物和实景再现，向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包拯形象。

　　全片共三集，第一集《清心直道》。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严格的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北大教授孔繁敏、研究包公的专家程如峰、李良学等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影片中先后介绍了有关情况;良好的家风、为人心目中的榜样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世;包拯正是受家风、榜样的深刻影响成就了人们世代尊敬和世人传颂的包公;

　　【第2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叫向绶的人，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拷问，逼其自尽。事发后，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第3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第4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佑、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

　　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第5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今天按照单位组织要求观看了纪录片《千年包公》，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一些检讨。身为党员干部要敢于唱“黑脸”、当“包公”，严把查找问题、谈心交心、自我剖析、民主生活会质量、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六个关口。

　　包公何许人?乃北宋名吏，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而著称于世。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徐守盛强调敢于唱“黑脸”、当“包公”，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包公公正、廉洁、无私、不畏难的精神，在实践活动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发扬包公公正不阿的精神。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活动推进者也是行为主体人。《荀子?正论》曰：“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只有领导干部做到公正不阿，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动真格，才能树立起上行下效的良好风范，才能有各级各地出动实招的生动局面。

　　发扬包公两袖清风的精神。中央提出整治“四风”，剑指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直击要害，深得人心。整治四风，弘扬廉洁自律精神，关键在于一“弱”一“强”、一“破”一“立”。弱，就是弱化官员的意识;强，就是强化公仆意识，在清正廉洁中服务人民才能取信于民。破，就是改变奢靡浪费的恶习;立，就是树立党性纯洁的理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发扬包公铁面无私的精神。无私方能无我，无我方能尽心尽责。没有私心，没有私利，才能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触及灵魂，触及核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敢于亮短揭丑的态度、以治病救人的担当，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对照党纪条规，严肃认真地查找“四风”上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原因，认真加以整改，使干部作风状况有一个大的改变。

　　发扬包公永不畏难的精神。整治四风也好，转变作风也好，出汗排毒也好，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内在的外部的、上面的下面的难题，搞不好就会前功尽弃，甚至害党害国。要学习包公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不畏难、不怕苦，到问题多、难度大、情况复杂、矛盾集中的地方去，在排忧解难中树立威信、增进感情、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