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志强调,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即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财富。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因为它一方面标志着鸦片战争后,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仍然无法挽救民族危亡,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尽头;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了帷幕。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与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高涨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促进国人思想解放的产物,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梁启超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说得很明确:“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五四运动所彰显的伟大历史意义表明,学生运动要融入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接受正确的领导,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就自身的价值,归根结底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学生运动,获得工人阶级与工商各界的广泛支持,工人阶级积极参与了这场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后的历史也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学生运动才有正确的方向和远大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引导青年学生、依靠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青年运动之期许,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对青年运动的坚强领导。
二
五四运动从广义上说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但以1919年5月4日为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期又不可同日而语。前期主要是“以西学反对中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而后期则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开始追求发展民族新文化。五四运动后,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迅速传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便在思想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20世纪初,正当一些国人热衷于“以西学反对中学”之时,却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文化也出现了危机。“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这是当时人们的疑惑。从总体上看,当时人们的回应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他们归趋西方以尼采、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认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便是处在一种“病的状态中”,故当提倡“中国人之自觉”,要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新文化。二是以李大钊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曾论述过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这两个取向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对西方资本主义都持批判态度。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当时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已超越了前期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开始了追求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新阶段。这即是说,当时人们已经站在文化自觉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把唯物主义作为思考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科学的评价与态度。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观点,其后又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复兴民族文化的自觉,最终经由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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