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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