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学校孝敬文化节 集体跪拜是孝道还是糟粕(三)

保护。孩子不是父母炫耀的工具，更不是父母谋利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有功利的教育心态，社会、学校里才会广泛掀起感恩教育，跪拜文化就有了市场，舆论也站在强势的父母群体一方，对孩子问责。当孩子从小就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压迫时，孩子的成长、发展势必都要背着一副重重的父母希冀的壳。父母只有以教育孩子为乐，从中不掺杂各种功利性因素，并有意将孩子的童年延长一些，让父母与孩子一起在童年中快乐地享受人生，这才是对孩子的真正负责。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华中师大德育研究所兼职教授）

传播孝文化别止于跪拜

■李涛

关于该事件的深度讨论，存在几个焦点问题：一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之一的“孝”是否在今日中国还有价值？二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观念“育婴房”的新式学校是否应该公开传播“孝”？三是学校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孝”？具体而言，“给父母下跪”的孝道传播仪式是否合理？正是对这三个问题发生了认识困难，所以才导致对事件迥然不同的舆论价值判断。

传统中国社会中，孝道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具有正反效应：一方面，孝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整合功能，个体通过孝达成对家和国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孝发挥了负向的社会功能，在一个“口衔天宪”的长老社会中，孝本质上维系了浓厚的家国封建色彩，使个体权利话语难以生成。

现代中国社会需要传播的“孝”本质上讲是“感恩”，这种“感恩”背后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并不冲突，这种被注入了现代性内涵的“孝”当然需要作为社会公共观念的“育婴房”——新式学校来传播，因此，学校公开化有选择性地传播孝道文化无可厚非。

当然，孝的传播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连续教化行为，需要经过“知”、“情”、“信”、“义”、“行”等多面向的纵深习得过程，才能真正做到“内省”和“外化”。向父母下跪的孝道文化仪式只是间乎“知”和“情”之间的一个小环节，我们绝不能将仪式化中某个单一环节剥离出整个教化过程而武断地评价为作秀，也不能由此故意妖魔作为“感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