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子女后代现状,万里简历和主要功绩成就

万里子女后代现状,万里简历和主要功绩成就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点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除此外，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在其百年生涯中，还被赋予很多很高的评价：“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包产到户，万里第一”、“安全正点万里行”，“解决难题的能手”，当这些评语再映入眼帘，仍能感知到万里一生做过和经历过的实事震撼人心。

　　1.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斗争

　　“万里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曾跟大儿子万伯翱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安全正点万里行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整顿当时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首要环节。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任铁道部长万里(资料图)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万里提出了“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口号，人们估计要3年才能整顿好的目标，他力排“四人帮”的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可是不久，随着邓小平的又一次下台，万里再次受到冲击，被剥夺了领导权，被批斗和气得患了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2.新中国城建的开拓者

　　1958年3月，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1958年9月8日，万里出席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他要求“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一定要超过过去，超过我们的老祖宗，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进京共同研究设计“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专家已齐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专家在5天内拿出第一稿设计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设计方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最后确定了第8套方案，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0月底国庆建筑工程陆续开工。

　　万里指挥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

　　万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国庆工程上。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国庆工程，必须贯彻实用、经济和在可能情况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尤其是安全问题必须切实做好。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00年”的指示，万里组织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结构安全工作。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国庆工程”也陆续建成。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当他看到只用10个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宫总建筑面积还大的工程，而故宫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时，毛泽东称赞万里：“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1994年3月29日，在《万里论城市建设》一书出版之际，李瑞环为此书作序，称赞“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3.元老们的故事

　　万里与邓小平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习仲勋和廖承志(中)、万里在一起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万里与习仲勋

　　在叶匡政著的《大往事》一书中提到，“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4.万里与家人

　　万里不平凡的感情世界

　　万里的情感与家庭生活，外界鲜有人知。1937年10月，东平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成立，他担任书记。次年8月，东平县陷落，万里先后调任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尔后又担任了运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不仅表现出职业革命家超人的才能和胆略，而且吹拉弹唱写样样都会，是冀鲁豫边区三大才子之一。就在这时，万里结识了边涛，并产生了深深的爱情。

　　边涛当时不满20岁，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小深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是冀鲁豫边区的“三大美人”之一。万里和边涛的志同道合，在党内被传为佳话。1940年8月18日，他俩在抗日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反扫荡”中结为连理。在10年艰苦卓绝的战火硝烟中，边涛与万里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更深挚，先后生下了万伯翱等5个子女。

万里和家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

　　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与夫人边涛的晚年情爱更加深挚。边涛晚年行走不便，有些老年痴呆症。当年，是边涛对万里照顾得精心有加，如今是万里对边涛无微不至地照顾。

　　然而，2003年10月19日上午9点55分，边涛在家里病情突发逝世！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趴在老伴的遗体上放声恸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闻讯赶到的李瑞环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泪流不止。

　　边涛离去后，万里每天都放边涛生前喜爱的音乐???《五月的鲜花》。而她的房间，至今丝毫没有改变，床边摆放着鲜花，床头挂着她的遗像，房间里挂满了她和家人的照片。在她生前，家里吃饭的桌子是一个直径1.6米的圆桌，来人时就搭成径长2米的大圆桌；在她去世后至今，家里再也没有换过大桌子；她吃饭的位置至今没有动过，万里和孩子们在饭桌前一直留着她坐过的扶手椅，桌上摆放着她的餐盘碗筷，日日如此，餐餐如此。

　　万里和边涛的5个子女

　　在万里和边涛的熏陶下，万伯翱5兄妹在苦难中成长。三子万季飞成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长子万伯翱则长期在体育宣传界担任重要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文学专著和电影剧本《三个少女》、电视文学剧本《十三妹除暴》《少林将军》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过《中国体育》《运动与休闲》《车王》3本杂志的工作；后来，他先后任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其他3个儿女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一颗平常心努力工作。儿女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不以父亲的职位谋私利，靠着自己的奋发而一步一个脚印地成熟起来。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

　　“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

　　万里的女儿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万里，他们对万里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万里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万里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

　　5.万里的养生秘诀

　　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

　　其实万里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从幼年起，读书便成为万里的爱好和习惯。青年时的他充满幻想，非常喜爱文学，当时他很想成为一名文学家。大学时，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尤其酷爱外国名著，最喜欢法、俄两国的文学，对大仲马、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爱不释手。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让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九三年》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鲁迅的作品，尤为喜欢鲁迅杂文。

　　网球和桥牌是万里的两大爱好

　　“文革”期间，万里也像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严重打击。一段时间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区，每天面壁思过。他就让家人捎来《鲁迅全集》，利用那段时间，万里将其细看了两遍。“文革”中，万里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中寻找解决中国现状的理论依据。万里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读书是不幸中的万幸。”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里的桥牌水平很不错，曾经和世界桥牌名将、美籍华人杨小燕女士共同合作获得了1984年度世界桥牌最佳牌手奖??所罗门奖，这个奖是发给当年世界最优秀的桥牌手的。

　　万里自少年时代爱上网球，80余载一直钟情于此，从未放弃。直到94岁时，万里还活跃在网球场上。他曾亲自创建了安徽省第一支专业网球队伍，修建了6片室外网球场。万里曾经与美国总统老布什、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其他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等交过手。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万里输给了霍克总理，他风趣地说：“本来旗鼓相当，在中国我赢了他，不能都赢，要互相给面子。”他开玩笑地说，在外交场合，没有妥协是不行的。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和万里经常在国际俱乐部相遇。他当选总统后，来中国访问时又专门约万里打网球。

　　桥牌和网球是万里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他永远重复的口头禅“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诸多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综合环球人物杂志、南国都市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第一届同学合影。图/IC

主政安徽期间支持农民“大包干”；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期主持修宪，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

改革生涯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一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万里视察发现农民穷得“没裤子穿”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万里带头打破“左”的束缚，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到任之后，他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称，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据媒体报道，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万里之子万伯翱曾向媒体回忆说，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当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就会受破坏。

《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是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在他看来，这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

万伯翱向媒体回忆说，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包产到户”试验开启农村改革

万里调任安徽一年后，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于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王相坤在文中写道，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同样是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现任小岗村书记吴夕民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若是没有万里同志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

王相坤在文中写道，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地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写入宪法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3月14日9点58分，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现场，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万里对与会人员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预祝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现在，请常务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我就告退了。”

这次会议是万里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最后一次亮相。1988年至1993年，万里担任全国常委会委员长五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86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39个工作汇报。

86部法律多与有关。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曾表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商品经济和建设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这86部法律，就包括《证券法》。证券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股市初立时出了一些不规范的事情，199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出要起草《证券法》，“《证券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目前，执法检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之一。执法检查制度化也源自万里，1991年12月，万里提出：“一定要抓好法律制定后的贯彻执行,这方面要下大力量进行监督和检查。人大常委会要把制定法律和法律制定后的检查监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按照这个意见，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把执法检查监督放在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制度。

1989年7月15日开始，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字样、由紫铜铸成的牌子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外的圆柱上。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这一变化也发生在万里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在此以前，曾有群众抱怨，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哪里。经万里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作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挂牌办公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也始自万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万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个五年立法规划。同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规划，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三年后，首个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