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界的“常青树”——记2019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三)

p;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做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10年“文革”。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和学术的春天。潘懋元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领域的广阔性和发展前景。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此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学”搬上课堂已过去了22年。

然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十分简陋。当时只有5个人，办公地点是在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里面摆了几张办公桌，开会时几张桌子一拼，成为大会议桌。就在这个地方，几个人又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是“文革”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这份刊物除了发给本校的教师干部参考外，也向外单位邮寄100多份。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这里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可见，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足以体现其原创力与前瞻性。

花甲之年迎来学术的春天

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亲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何东昌、钱令希等人。

然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