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背后的故事》
1931年,日本军队霸占了东北三省,一路打到长城脚下。长城,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人抵抗侵略的堡垒,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的战士,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1933年的3月11日,敌人进攻古北口长城防线,以重炮在城墙上轰开一个缺口。我们的守军兄弟从三个方向涌来,一波又一波地挡在缺口前与敌人搏杀,几百人全部战死在此,他们的身躯将缺口死死堵住,将敌人挡在长城之外。所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民族抗战一个真实的缩影,这首歌凝结了无数的英魂,人们可以高唱着它,勇敢地站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抗战故事之赵一曼
在东北敌后的山林里,有一位女游击队员。她不幸被敌人抓住。为了让她说出部队的消息,敌人用皮鞭打,用烧红的铁片烫,用尽一切残忍的手段来折磨她,但她至死都没有透露一个字。她就是东北抗联的女英雄赵一曼。就在她牺牲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给自己只有七岁大的儿子,留下了一封家书: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抗战故事之左权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负责断后,同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1942年10月10日,公葬左权的仪式在涉县举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笔撰写并手书了《左权同志碑铭》。
抗战故事之王二小
王二小,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这一天敌人到山里扫荡,遇到了正在放牛的二小。敌人威胁他带路,二小勇敢镇定地走在前面,却把敌人带到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枪声响起,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人这才明白中了计,暴怒之下,残忍地把二小杀害了。部队和相亲们得救了,是二小用勇气和生命换来的。
《歌唱二小》这首歌作者曾经说过,“王二小”这个少年英雄是一个集合缩影,他来自很多敌后抗日儿童的故事。而其中最符合王二小的主要生活原型是来自河北省平山县南滚龙沟村的一个叫做阎富华的孩子。
抗战故事之拉贝
南京大屠杀,是抗日战争期间一起震惊中外的事件。根据统计,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共有30多万中国人遇难,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同胞被杀害。如果把这30万人排成一队,队伍可以排出180多公里;如果我们一一念出他们的名字,需要念两天两夜。那段时间里,南京城先是一座活生生的地狱,到处是鲜血和恐怖,后来,南京城又是一座空荡荡的孤城,街上寂静得连哭声都听不到了。
然而,也有一些同胞,在这场灾难中幸运地活了下来。他们的幸存,并非来自敌人的怜悯,而是有一群外国人,他们挡在日军的枪口之前,保护了无数的难民。他们用自己的旗帜,自己房屋,建立起避难的场所。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叫做约翰?拉贝。拉贝是一名德国人,在南京工作。日军进城时,他与十几名欧美人士联手成立了国际安全区,将很多来不及撤离的百姓收留在安全区内,使他们躲过了被屠杀的厄运。
但是保护难民的工作却并非轻松,甚至是有些危险的。(拉贝头戴钢盔照片)城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惨案,拉贝每天就戴着这顶钢盔工作,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恶劣凶险的生活。
“12月16日,18时。6个日本人爬过我的院墙,想从里面打开院子的大门。我走上前去,用手电筒照着其中一个匪徒的脸,他接着便拔出了手枪。”
“12月18日。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
“12月18日。农科作物系,小桃园……6个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对面……其中的一个日本兵……始终用手指扣着扳机,多次用手枪对着我。”
可以看到,拉贝在南京保护难民的行动依然时时刻刻充满了危险。作为一个中立者,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外国人一样选择离开,而执意要投身到这项危险的工作中呢?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答案。
“1月16日,星期日。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国际安全区共拯救了25万中国难民的生命,在这些人眼里,他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抗战故事之营救美国飞行员
1944年5月6日,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村,农民和游击队员正忙着割草,从远处传来隆隆响声,一架美军飞机拖着黑烟坠落于湖中。飞行员莱威士跳伞,落到泥沼里。一群人赶到跟前一看,飞行员是个白种人。游击队的领导说:“他是美军的飞行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营救他。”大家帮莱威士从泥沼里拔出腿来,他显得有些紧张。
游击队领导考虑周老咀村离日军占领区很近,遂用小木船把飞行员送到新四军襄南指挥部。到达指挥部后,因语言不通,莱威士很茫然。指挥部秘书夏夔用英语告诉他请坐,使他感到轻松。接着问他:“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他答:“我还好,我的名字叫莱威士,我属于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我驾驶一架P-40战斗机从湖南枝江机场起飞,护送一队轰炸机去轰炸日本的军事目标。当我完成任务返航途中,飞机被日本人击中,我的油箱被损坏,因此我跳伞,被农民营救,我很感谢他们。”夏夔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毛泽东、朱德是我们的领导,我们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我们是你的朋友。”他看着夏夔的臂章激动地说:“你们是新四军呀!”这是夏夔从莱威士那里第一次听到我们军队的英文名字。
为保障莱威士的安全,襄南指挥部转移至一个更偏远的山区,并加强侦察以防日军突然袭击。夏夔陪莱威士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待了一周。那里没有商店,没有娱乐,为了保密甚至连外出散步也受限制,夏夔和莱威士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加上手势进行交流,但他们有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周后,莱威士要返回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走之前,他交给夏夔一封信,以便再碰到遇袭的其他飞行员能够获救。果然,几天后襄南指挥部营救了美国飞行员戈瑞格,接着又营救了美国飞行员本尼达。夏夔出示这封信给他们时,他们两人都很激动,并连连夸奖莱威士考虑得周到。这些美国飞虎队员均得到了新四军的精心照顾。本尼达还得到李先念的亲切关心,伤愈后返回飞虎队时,李先念特意赠送他一把手枪和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作为纪念。并托他给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带去一把从一个日军将军手里缴获的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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