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文PDF和txt文本下载

　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通知》，认真组织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内容，快来随爱扬教育小编一起阅读了解吧。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文

　　第一册：

　　目录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第二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第四章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五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小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第二册：

　　目录

　　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的过渡

　　第七章在探索中的良好开端和曲折发展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与抗争

　　小结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第三册：

　　目录

　　第九章伟大历史转折和的开创

　　第十章改革开放新阶段和把全面推向21世纪

　　第十一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把不断推向前进

　　后记

　　详述中国共产党九十年　

前言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附带说明一下，这样称呼绝无贬义，只是节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种回顾党史的文章和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对党史细节的描述越来越真正，这段本就极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显得精彩纷呈，引来无数现代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共党史故事很可能压过三国故事风头，成为未来国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

　　根据国内及海外已经披露的较为可信的党史资料，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演，详尽客观地叙述中共九十年来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笔者的心愿。这次，借九十周年党庆之东风，笔者想用一到两年时间，完成这一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支持。

　　为了在叙述细节过程，不致因客观分析引发读者对笔者基本政治立场的疑惑，正文之前，笔者打算先花费约两万字的笔墨搞个总序。简略评价一下中共九十年的历史进程。

　　只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最早是一句预言，到现在慢慢成为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为什么是，而不是君主专制制，不是君主立宪制，不是三民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救中国?传统政治教科书只通过事实列举来加以论证，并未上升至理论高度。笔者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对社会微观控制，保证政权稳固性;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有计划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基本就是其理论体系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东方治水社会制度)在工业社会的翻版。作为实行典型亚细亚方式的农业大国，古代中国非但不具有从农业社会进化为工业社会的内生机制，而且由于内在农耕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无法匹配，靠移植西方社会制度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在丛林法则盛行的近代社会，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等待它的就只有衰亡一条路。因此，是马列主义规划的，把中国带出了茫茫苦海。

　　带有东方治水特征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与崇尚个人自由意志的西方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这种制度没能在任何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相反，却先在非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俄国得以确立，继而就在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中国及与之毗邻的越南、朝鲜开花结果。由于俄国尚有一定自由民主传统，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执政者调整能力缺失，在他们那里延续了七十年之后被颠覆。

　　然而，经过六十年的不断精心调整，与中国国情水土相符。它帮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保证了社会稳定，成为促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根本原动力。可以说，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把中国由苦难带入辉煌。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这棵幼苗，若没有中国这样与之适合的土壤，也将暂时停止生长，而需再等待数百年，到资本主义制度山穷水尽的那一天才有出头机会。因此，“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这两句话，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那是怎样帮助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适应工业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看典型亚细亚方式是怎样与中国农耕文明相结合的。稍加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亚细亚方式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它采用重农抑工商的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保障社会劳动力流向耕织生产领域。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水利及交通、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工程(当然稍带着也兴建供统治集团享受的宫殿与陵墓)。它征调和储蓄全国资源，尽量救济局部灾荒地区的人民以保证社会整体稳定。它还采用以强调尊卑秩序和以仁德治国为根本特征的儒家学说，以此来凝聚全民意志，保卫皇帝和国家。总而言之，这种制度发挥封建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此基本保证了在其眼中的“国际竞争”(其实是现在东亚地区区域竞争)优势地位。但是，这种制度由于倡导的基础产业是农业，靠其内生机制永远也无法进入工业社会。当西方列强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向这种制度发起挑战时，它便一筹莫展濒临灭亡。

　　接着，再来看已经成形的制度又是怎样与中国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同样不难看出，当今社会制度用中共的神圣地位，替代了亚细亚方式中皇帝的神圣地位，建立起了适合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央集权制度。她采取集中全国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把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发展成目前初步发达的工业国。她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交通、物流、电力、能源、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事业。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当国家出现地震、洪水、瘟疫等严重灾害时，以最快速度证灾区人民实施救助，并帮助灾后重建，从而既确保社会稳定，又培养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她还提出以“为人民服务”总方针的执政理念，以此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国家、保卫党和国家。同样用一句话概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已经并且继续使中国迅跑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最终将帮助中国重现她历史上曾取得过的辉煌时刻。

　　仅仅正面验证能够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还不够，还必须反向验证一下其他主义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才能说明中国选择的必然性。先来看君主专制，这样的制度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完全依靠暴力动员社会成员，而且统治阶级腐朽贪婪，办事效率极低，显然不能承担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实例就是洋务运动。再看君主立宪制，它倒是放弃了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但反过来动员力又极差。这样的制度守着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还能过过日子，但要它完成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的任务，可就勉为其难了。

　　漳州战役胜利后，总理于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由老总兼任总司令、叶帅和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但总政委一职务却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义“主持大计”。当时，苏区面临最大威胁是陈济棠的粤军，该敌从5月初逼退彭总西路军以后，顺势侵入苏区。西路军已与其反复缠斗一个多月，无法取胜。于是，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粤军，将其驱赶出境，然后再北上，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赤化全赣任务。

　　但又没想到的是，粤军都跟19路军一样，既坚强又狡猾。其中，三军团尽管在6月30日池江战斗和7月3日梅岭关战斗都击溃了敌人，却对溃入大庾城之敌，从7月4日到7日围攻四昼夜无果(依然是无攻坚能力的缘故)，于7月8日撤围。而五军团从7月8日到10日，在水口与逃敌第4师及自南雄增援的六个团鏖战三日，最后在陈毅率领的独立第3、第6师和一军团先后加入战场情况下，才将顽敌全部打垮。但疲惫的红军，也无力再攻逃入南雄的敌人。以上系列战斗就是1932年第三次进攻，史称“南雄、水口”战役。该战役虽击溃敌军十五个团，毙伤敌近三千人，稳定了苏区南翼，但红军自身损伤两千以上，并无缴获，属于得不偿失。

　　不过在中央局大员们看来，这仍是胜利。于是到8月8日，经总理建议，主席终于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挥，建议人总理又亲自来到前方，由他、主席、老总和稼祥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贴身婆婆”。

　　但此前，老蒋已重新整合好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关系，继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委座之称就源于此)，向各地苏区发动围剿。由于老蒋身边德国顾问已看出，一方面军善守不善攻、四方面军特别善攻、二方面军攻守皆弱特点，敌军便采取了对中央苏区取守势，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地方杂牌部队围剿湘鄂西策略。这时，鄂豫皖已连连挨打，直向临时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没有电台，想呼却呼不出来)。盖参对此不能熟视无睹，遂建议临时中央加紧督令一方面军向敌猛攻，以挽救另两个苏区的同志。但据笔者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兵力至少超过红军二十倍。中央红军即使号称十万，但要像解放战争那样，在这个战场打得敌军减轻那个战场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较现实策略是，只能是乘另两个苏区尚未完全失败之前，多消灭些敌军有生力量，以减轻自身未来压力。

　　然而，由于一方面军没有围点打援能力，依旧只能拔掉些守备不坚固的据点。在接到临时中央命令后，红军于8月15日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在这次战役中，攻坚能力有所进步。经过三天猛攻，一军团于8月17日拿下乐安城，全歼守敌孙连仲部共三千余人，缴步枪2000支等军械。经过一夜猛攻，三军团于8月20日攻占宜黄城，击溃守军，俘敌1000余人，缴步枪1000支等军械。攻下两个县城之后，分散之敌纷纷收缩集结，红军又兵不血刃占领了宁化、南丰两座县城。

　　此战过后，四人组不按预定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东进南城，设法打开赣东局面。这也是不错的一招，但当主力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时，却发现守敌已增至17个团。四人组经过商量(估计主要是主席主意)，红军改在南城周围发动群众，并伺机打援。没想到援敌要么不来，一来就是六个师。四人组无奈，只得率部撤到宁都附近，打算用三次反围剿战法达到大量消灭敌军的目的。可气的是敌军也不傻，见红军退了，就驻守原地，根本不追。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到9月26日，四人组干脆发布一个训令，意思是还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摆一个备战阵型等敌人来攻。

　　这一来，无论临时中央还是苏区中央局(由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组成)都火了：湘鄂西和鄂豫皖眼看都快要垮了，你们还在这里躲清闲那!后方四人一怒之下，也不要红军去前线了，干脆于10月3日联袂赶到宁都，同前方四人一起坐下来开会，这个会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后四人当然明白，主席就是前四人所做决策的灵魂所在，一开会便将火力集中在主席一个人身上，抛开很多虚的罪名，核心一条就是指责主席“诱敌深入”战法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要求把主席调离前线领导岗位。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由老总注入军事思想的一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战术缺陷，但当时主席并未形成认识，自然起而争辩，不予认账(主席以后看了四方面军战法，在内心已形成认识，在嘴上仍不认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四人中另三人也支持主席，会议必然形不成决议。但问题出在，除了见识有限却秉承实事求是原则的稼祥支持主席外，老总和总理态度暧昧。老总态度暧昧原因，估计就是早已认识到，自己的军事素养缺陷，才是造成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主席坚决主张诱敌深入战法的根源。若出面挺主席，势必引火烧身;若出面反主席，立刻就要突破他待人忠厚的底线，从此堕落成小人;故只好沉默不语。

　　而总理暧昧就复杂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山不容二虎，他这头中央御封新虎既然来到苏区，取代主席这头旧虎势在必然。但总理尽管接触军事已有七年多，却对苏区这套游击战法并不熟悉，贸然取代主席，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于是，他最初并没有轻易夺取主席军权，而是经过大半年远程和贴身学习，就如主席当年从老总身上学到了本事一样，也基本掌握了主席的军事诀窍以后，才动了取而代之念头。而在日常工作中，主席个性上与总理格格不入的特点(主席喜在军事会议上漫谈，重宏观而忽视细节，总理恰恰是重细节而轻宏观)，也让作为上级的总理更感忍无可忍。不过，总理毕竟不是杀伐果断、不计后果的人，不会像国焘取代中生那样，直截了当。况且他也清楚，主席是老斯选中的后备干部，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那面见得可大了)。因此，自己并不出面批评主席，只是在会议之前单独给后四人打了一份电报，借谈工作中苦衷，暗示自己对主席不满。当然，对于握有尚方宝剑的后四人来说，总理不满也好、满也好，他们都要向主席开火。

　　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主席，眼看八人中四人反对自己，二人态度中立，当然不能静候投票结果产生，便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请假回后方养病，既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台阶。总理看到了台阶，马上做起好人来，“坚决”挽留主席，提出或由主席帮助自己(真的)，或由主席决策自己执行(假的)。主席作为大政治家，自然看出留在总理身边，有功归总理，有过归自己，最后会弄得连东山再起机会也没有，遂毅然回绝挽留。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主席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总理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对总理的任命。

　　因为总理已掌握了主席的全套战术，故之后与老总、刘帅(取代叶帅)搭班子，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在之后两年里，主席离军事指挥越来越远，而只能以苏维埃主席身份，处于半工作半休闲状态。摆脱了紧张的政绩压力，主席便有足够时间精心总结前段工作成败经验，眼光逐渐从单纯区分敌我，上升到了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谋利的高度。等复出时，已经成长为了党内唯一合格的“革命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宁都会议对中共甚至都主席个人，都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会议结果却未必全是好事，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八章《山雨欲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促成汉卿起抓蒋之心的，既有主席自置死地和老蒋逼迫剿共的外部外因，也有汉卿听取虎城建议和谋士劝说的内部外因。而在内部外因方面，除了黎天才之外，虎城建议其实就是来自于谢葆真吹出的枕边风。众所周知，即便现在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多年的干部，都会被枕边风吹得东倒西歪，虎城这样一个倾向革命的军阀，当然会被枕边风吹着走的。当然，枕边风和中共籍谋士这些当时中共掌握的秘密战宝贵资源，都是由总理统一调度，而总理又根据主席统一部署行事。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表面是张、杨自发行为，但无论分析内部还是外部的外因，真正幕后总推手非主席莫属。

　　有了兵谏这个底气以后，汉卿于11月30日通过刘鼎致电中共，表示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时间，他就能成就西北联军事业。作为推手的主席收到电报，从字里行间看出汉卿已在内心里把兵谏作为最后手段，不觉心中暗喜。为了进一步推动兵谏，他随即复电说，将在一周后派叶帅来西安，共商两军行动“新步骤”。而汉卿此时也只是把兵谏作为最后手段，于12月1日收到主席来电后，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停止剿共、共同抗日问题上，再向老蒋争取一下。于是，他于12月2日又只身驾驶飞机，去洛阳见老蒋。即临上飞机前，他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他赴洛意图及老蒋最新“剿共”部署，声称国民党军各部将于12月10日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提请红军“立即准备作战”。

　　怀着一颗红心，做好两手准备，汉卿当面向老蒋提出东北军开赴绥远抗战要求，并增加了释放七君子新要求。但老蒋不仅拒绝要求，还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见汉卿反对剿共，老蒋果然按主席预料，立刻决定亲自到西安，靠前指挥剿共战争。汉卿前脚刚回西安，老蒋便后脚于12月4日，带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朱绍良等重要军事将领，浩浩荡荡开赴西安。同时，他还调集大批战机飞赴西安，并宣布调30万中央军入陕，杀气腾腾地打算将红军全部消灭。

　　老蒋这么做，等于是把汉卿往兵谏绝路上逼，军统局长戴笠看出了些名堂，便劝说他不要去西安冒险。但在老蒋眼里，汉卿只是个纨绔子弟，尽管已知道他与中共有来往，却根本不相信汉卿会帮属于“敌我矛盾”的中共，来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己。只是为防万一，老蒋才没让夫人宋美龄及私人顾问端纳，一同前往西安(没想到留的这一手，后来竟成为救命稻草)，而且不住在西安城内，住到了距离西安二十公里的旅游胜地临潼华清池。

　　安顿下来以后，老蒋立刻就分别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在自认为分化瓦解成功以后，他直接对张、杨摊牌，给他们出了一道选择题。其中，选项A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中央军则在后面接应督战;选项B是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

　　老蒋之所以让汉卿做选择题，是因为汉卿以多年从政经历向世人表露，他不会自己出题目，但做选择题能力却很不错，往往选对(如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他都选对了答案)。故在老蒋看来，无论汉卿在A、B中选哪一项，都能达到消灭红军战略目标。但让老蒋失算的是，有人已经悄悄地在这道选择题里添加了C项，那就是兵谏扣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蒋想消灭的红军灵魂人物??主席。

　　当然，汉卿在坚决不选A、B同时，也不愿用自己身家性命，贸然选C。12月7日，他又去华清池晋见老蒋，希望老蒋能在选择题里，另加联共抗日D项。但两人争论达二三小时之久后，老蒋愤然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已然走投无路的汉卿决定选择兵谏，于当日下午急电，邀请尚未出发的叶帅火速来西安，“有要事相商”。

　　作为整起事件总导演的主席，一看到“要事”二字，就知道汉卿想选C项了，心头一阵狂喜。然而，在主席下的这盘棋局里，捉蒋只是中间过程，杀蒋才是最终目的。而且，最好给外界留下捉蒋杀蒋完全是张、杨所为、与中共毫无关系的印象(果然，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依然这样认为)，才能保证中共在因老蒋死亡国内形势重新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力量。所以，主席得陇望蜀，故意装作不明白电文奥秘的样子，把叶帅本定于12月8日出发日期，又往后推了一天，到9日再出发，然后于10日再电告汉卿，竭力不给他有同中共当面商讨发动兵谏的机会(这种事情无法在电报里讨论)。

　　那么，叶帅晚走一天，汉卿也可以推迟一天发动兵谏，主席这么做是否徒劳呢?答案是一点也不徒劳，因为12月9日有一道汉卿过不去的情感之坎，这道坎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即使中共地下党不组织，西安所有大中学生也必然要上街游行加以纪念。而中共地下党一组织，这场示威必然会把矛头直接对准人在临潼的老蒋，进而加速老蒋和张、杨矛盾激化，推动西安事变迅速爆发。

　　果然，12月9日上午八九点钟，西安15000多名学生，就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下，举行了游行请愿。他们先聚集在南院门广场，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然后推举请愿代表团，进入西北“剿总”大门，递交请愿书。汉卿让“剿总”交际科长出面接受请愿，好言抚慰各代表。之后，当游行队伍又先后去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在此期间传出清晨集合时，特务警察在东大街打伤一名12岁小学生的消息。游行学生愈加愤怒，决定要到华清池向老蒋请愿。

　　老蒋闻讯，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汉卿打电话，命令他阻止学生来华清池。但这时学生已经冲出西安城门，并冲破去临潼公路上数道军警组成的封锁线，来到了灞桥前。此时，老蒋直属卫队??宪兵第三团，已在桥上架枪严守，并奉命在学生冲击灞桥封锁线时，可“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眼看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就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