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上。当很多人在考研的独木桥上“血拼”时,有人则借助“其他渠道”神秘地抵达“彼岸”。当本应正常公开的信息变为权力寻租的“内部消息”时,谁来监督权力阴影下的“地下工作”?
国外许多高校也允许转学,但对转学的条件给出了明确规定:美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顺利转学,法国要求转出前的成绩达到“优”才能提出申请……我国关于转学“特殊困难”的规定显然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只有在政策源头上做足文章,才能拿掉下游的“操作空间”。
湖南大学“转学事件”再次警醒,大学招生亟须透明、公开的监督程序护航,不仅要看紧独木桥上的“大门”,更应看紧那些留有人为操作空间的“小门”,莫让好政策成为特权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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