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内容

一、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五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二、遵义会议起因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

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遵义会议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