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务员的绩效奖金的浅析

　　公务员称去年绩效奖金都没发没存到钱很丢脸

　　农历大年二十九，深夜。哄完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儿睡觉，并等丈夫和儿子应酬归来的大梅，总算有充足的时间整理家务，清空“猪年不再需要的东西”。

　　大梅早不再年轻，也不像多年前那么潇洒和轻松，更几乎没有时间出去和朋友喝茶聊天。不变的是，她还是喜欢别人叫她“大梅”，却不是以“老”开头的称谓——20多岁还在劳动局工作时，原先的领导和同事就这么开玩笑地喊她。虽然现在已是当地财政局的一位“小领导”，“大梅”这个称号仍“不离身”。就连她自己都曾开玩笑：这个称号几乎伴随了到目前为止她全部的公务员生涯。

　　与《国际金融报》记者聊天，当然是从与公务员有关的话题开始。稍出乎预料，忙着整理东西的大梅抬头率先反问：“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是不是反腐、工资阳光化等对我们的影响?我只能说，肯定有影响。看到摆在墙那边的拉杆箱了吗?我现在就彻底不需要它了。”

　　这个“足以摆得下20斤东西”的拉杆箱，是大梅2012年底特地买的。大梅当时纯属“未雨绸缪”，因为，她所在的部门一年能出去旅游两次，甚至是多次。但现在，用她自己的话说，随着“政策收紧”，想再出去公费旅游“根本不可能”，且“谁都不能触碰红线”。因此，拉杆箱被大梅归到了“猪年不再需要的东西”一类。

　　大梅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除了公费支出项目少了，就连平常认为“该是自己”的福利都减少，甚至是“消失了”，“说完全没有抱怨，那不都是真的”。

　　受到影响的，何止是大梅一个人。春节期间，《国际金融报》记者先后与十多位在二三四线城市工作的各级公务员聊过天。与大梅的说法有些类似，他们的反馈普遍是“福利少了一些”、“生活清淡了”或“不用再想着怎么给领导拜年和送礼了”。

　　也许，正如一位在某县城打拼了30多年的老企业家农历二十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所感慨的那样：“前几年，少部分公务员的日子确实太好过了。”但他同样坦承，“现在‘高级一些’公务员的状态应该是回归正常。但另一面，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如果连年终奖都没有，或许是说不过去的。总之，‘一刀切’亦不可取。”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说，公务员队伍的上述对比，与时势有关。过去两年，“反腐倡廉”几乎成了公务员队伍中“必须研究”的词汇，多数学习内容也与这四个字有关，且中央高层一直对反腐采取“高压态势”。

　　就拿今年春节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都没闲着——据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