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解读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解读

　　从理论建构到哲学反思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

　　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深入领会和切实贯彻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明确并规划未来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于12月19―20日在河北大学召开“‘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来自党校、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安徽大学、山西大学、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教学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理论研讨会共分两个时段、四小阶段，共有23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

　　侯衍社教授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他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着眼点正在于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体现了本质的理论探索。卜祥记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而且具有源远流长的理论背景。发展理论最先出现于西方，其目的也在于探索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相较于西方，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的时间较短，但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国内学界关于此过程的理论反思也在不断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正体现着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现实的深度关切。在此基础上，张峰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理论创新和深化的逻辑必然。近年来，围绕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言说层出不穷，问题集中转变为如何概括、提炼理论创新的各种成果。告诫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要概念化、不要固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好高骛远”。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过程中逐步推进的理论探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分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上落实“四个全面”的要求，以全会的形式推进改革、稳定与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从战略到理念反映出理论创新的推进过程。张雄教授进而将这一理论创新过程概括为“从三大论到五大范畴”。在较早一些的理论话语中，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和改革论”展开，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党和国家对于什么是和怎样建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标志着这种认识的重大成果。杨奎研究员进一步将党和国家的理论探索过程归结为“理论定力的逐步深化过程”，他认为理论研究者要在工作中需要保持定力，不能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就“一哄而上、随便乱叙”，我们需要深入思考阶段性问题与长远性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为此，他认为理论工作者在坚持理论定力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政治定力与理论定力、中国实力与中国自信、活力与稳定、全局与局部、长久与阶段、谋定与互动。

　　在厘清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背景之后，杨金海研究员将“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关系概括为“一个核心，四个重要举措”，即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只有从科技、政治、文化创新上升到理论和党建创新，党和国家才能把握时代发展的大潮。为此，他提出我们需要将创新思维与世界眼光结合起来，在对比研究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思索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具体的发展道路之间的关联。王东教授高度赞同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以理论创新为基础，进而实现哲学创新和综合创新。张云飞教授在肯定创新的重大意义基础上，指出“绿色理念是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创新”，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绿色新政”等理念开始出现。但是，张云飞教授指出，仅以“绿色”为目标是远远不够的，绿色发展应该通向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好生态文明与资本逻辑、所有权、共享发展的关系，思考怎样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基础上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在研讨过程中，与会学者倾向于认为“共享”理念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落脚点和归宿，是的根本特征。周振国研究员认为“共享”理念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方向性。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发展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第二，过程性。共享的实现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逐步落实。第三，包容性。只有发挥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潜能才能为共享奠定物质基础。袁吉富教授认为将“共享”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就体现为公平与正义问题，他指出国家在实现共享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障个人利益切实得到实现。李淑梅教授认为“共享”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存在深层关联，质言之，只有实现了“共享”，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就全世界范围而言，目前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与人真实的社会关联被掩盖在物化的关系中。因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肩负着人类发展道路探索的重大任务，能否在消除贫富分化的基础上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能否从以资本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能否由少数人独享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能否由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到人的解放，都是中国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最后，乔瑞金教授结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共享”是的重要特征，并且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努力实现从物质共享到文化共享。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文化问题为中心，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暴露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他们的研究启示我们要通过“共享”，特别是“文化共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的本质。具体而言，“文化共享”体现为利益共享、权利共享、话语共享、社会保障共享、生活方式共享等，并且是从物质层面的共享上升为政治、精神等非物质层面的共享。

　　二、“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反思

　　在深入讨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基础上，与会代表认为讨论“五大发展理念”不能止步于五个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五大发展理念”在哲学层面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现实之间有何关联、怎样在实践中具体实现理念的现实化，即对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必须从理论建构上升到哲学反思。

　　唐源昌教授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性。首先，我们要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能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出认识论层面的理论总结;然后，我们要能敏锐地捕捉到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正如创新与社会发展动力之间、协调与现实中的发展不平衡之间、绿色与环境资源之间、开放与国内外关系之间、共享与发展的目的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理论如何回应现实问题;最后，我们要与党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共同探索，我们的理论应该深入到发展的根基，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前途性、思想性等方面的问题。沈水荣书记进而明确指出“五大发展理念”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五大误区或五类问题提出的，因此它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实现“观念一新天地宽”的理论境界，以新的理论分析新的现实问题。例如，“共享”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具有全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能否从信息共享到利益共享、能否从互联网时代的参与者到实际利益的获益者等等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由此可见，从学理上深刻剖析“五大发展理念”时，我们需要揭示出它的理论背景和时代特征，不能将其视为所有问题的当然解决。叶险明教授因此指出，“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科学的理论总结并非是全新的理论话语;与此相反，它表征着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持续探索。目前，中国已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攻坚区和深水区，低效的国有企业、农村土地所有制、城市户籍制度、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后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新问题。董德刚教授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尤其需要关注发展的归宿问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信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发展过程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注群众、惠及群众，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整体目标。郇中建编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以人为本特性在落实过程中应该关涉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工业发展对自然界有破坏作用，但是这种破坏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得并不明显。时至今日，环境问题对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真正要将“五大发展理念”的成效惠及于民，我们就必须深入到生活方式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将“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理念的现实化问题。阎孟伟教授以黑格尔为例，认为“五大发展理念”要想转化为现实发展目标，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深挖问题的根源，从而揭示出现实问题的矛盾、本质及其运演规律。只有在认清客观对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许俊达教授认可这一思路，并且指出理念范畴的分析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五大发展理念”还具有总体性特征。以“共享”理念为例，它内涵了全面协调内外关系的理论张力，落实到具体层面就是如何通过共建实现共享，如何通过群众路线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问题。范宝舟教授在此基础上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化问题实质是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问题，而这恰好是马克思本人在研究中重点强调的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矛盾发展，思想层面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面貌，这一点体现在当今中国就是“世界观乱象”。资本逻辑以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掩盖了物化社会的深层矛盾，但是哲学研究不能避开这些虚假的物化关系。“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理论层面的指导思想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而需要我们以哲学为中介，将抽象理论上升为具体实践。

　　在讨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实现问题时，宫敬才教授认为理念本身的优劣、好坏只有落实到现实中或者与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时才会显示出来，因此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行为实践。然而，行为实践并非是抽象的一般言说，它们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理念向实践的转变是在现实体制中完成的，我们在理念的现实化过程中要重点分析体制问题。对此，王东教授特别提出，当代中国体制问题研究中必须重视“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关系，如何理解以上三者的关系并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的关键。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不容否定，即资本是当今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如何运用资本、规范资本则是在不同的国家体制内完成的，因此国家问题需要上升为“五大发展理念”落实问题中的重要环节加以研究。吕世荣教授进一步补充说，“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反思需要深度考虑科学规律与价值导向问题、一般发展道路与道路问题。

　　丰子义教授从哲学意义角度解读了“五大发展理念”，他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认识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这即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尊重对象、尊重历史、尊重规律，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揭示出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克服;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科学的理论认识反映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高度统一，这即是说“五大发展理念”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共同价值诉求。因此，“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创新得以实现的根本需要依靠人、协调的关键是人民内部矛盾、绿色的目标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开放的归宿是互利共赢、共享的题中应有之意则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虽然在目前的阶段性发展中我们需要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资源为代价，但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长远目标。

　　梁树发教授最后以“用哲学‘反思’五大发展理念”为题总结本次理论研讨。他认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这不仅要求我们积极了解现实、深入思考现实，还需要我们运用理论解释现实、通过思想改变现实。因此，我们探讨“五大发展理念”不能停留于五个范畴的解读及其现实化，而是要以此为基础深刻思考中国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中的盲区，让理论与实践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本次论坛深入追问“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其用意就在于促使与会者从根源处思考现实的本质和理论的基础，通过哲学特有的“反思”方式将意识形态宣传上升到学术理论探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现实问题面前敢说话、说对话。梁树发教授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人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还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关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等文件蕴含了一种新的历史动力观――这种动力观以动力预测、动力增强、动力转换、动力培育为标志，其深层的哲学意义在于通过建构一种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社会动力论，把什么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如何正确对待动力与怎样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积极改变现实结合起来。对此，梁树发教授将其概括为“决定与建构相统一的新动力观”。

　　最后，梁树发会长充分肯定本次理论研讨会在理论建构和哲学反思两个层面取得的效果，认为研讨会在遗留下理论探索空间的同时也打开了进一步研究的新空间。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解读

　　“五大发展理念”，是新近提出的重大发展指导思想，是引领当代中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指向发展深刻变革的重大哲学命题，凝聚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智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发展矛盾提升到崭新的阶段。认真研究“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大”道，对彻底转变发展理念，实现发展质效的飞跃，有着重要的意义。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以来，更是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发展的强大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矛盾本领的重要途径。由此出发，作出了关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从而成为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而“五大发展理念”，则是触及发展思想灵魂，引发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对发展的全新概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理念上产生的崭新飞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根本解决中国发展矛盾的辩证大法;也是他对全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认真理解领会“五大发展理念”，跟上发展全局大变革步伐，自觉提升发展品质的要求;还是他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促进所辖地区、行业、和单位根本发展的期望。也就是说，“五大发展理念”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只有深悟其中的哲学“大”道，才能增强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坚定性。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大”道，富有精深博大与意境浓重的哲学内涵。它表现出哲学的“大”，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又贯穿着辩证法和矛盾规律的灵活运用;它凝聚哲学的“道”，不仅反映了发展规律的深化和飞跃，也反映了自身固有的辩证方略和相互依存的规律。“五大发展理念”的每个发展理念，都唯物和辩证地体现了各自的“大”变革要求，生成相对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地形成了整体“大”变革的目标，构成整个“五大发展理念”的辩证法和方法论，画出了靓丽的哲学大观。

　　首先，“创新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灵魂，居于发展的核心位置，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第一动力。它的革命性是，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它变革的根本任务是，让科技、制度、管理、文化等系列创新，贯穿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力的全过程，驱动全局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同时它又辩证地要求，通过其它四个发展的需求激发创新的需求，增加创新的压力，提供创新的动力，这就是：营造全社会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创造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动力结构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自主创新、开放式创新等现代创新体系的环境;构建以精神的巨大反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创新人才辈出的大创新文化。而“创新发展”又有巨大的驱动性，通过自身发展强力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促使更加均衡、更加环保、更加优化、更加包容的整体发展。“创新发展”这种驱动性，有它对其它四个发展的驱动作用，也有其它四个发展反向驱动的作用，也就毫无辩驳地构成了其自身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其次，“协调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骨干，是推动发展变革的根本手段，也是提升发展的根本标志。其要义是以“协调”保证发展的均衡和全面，强调的是注重补短板，杜绝片面性、破坏性和畸形的发展，表明了它在发展全局中具有统筹的地位。比如要着力解决发展方面两极分化的矛盾，就必须重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矛盾和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分配不公的问题;再比如要着力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影响整体进度的矛盾，就必须解决东中西部、东北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还比如要解决发展速度和质量、硬实力增长和软实力发展不匹配的矛盾，就必须解决发展理念与发展效果脱节矛盾，等等。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就是抓住辩证发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领，形成以创新发展带动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局面，用这四个发展的充分发展，很好地体现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又深受这四个发展的制约，任何一个发展的不好或不够好，就不是真正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以自身统筹的特性，凸显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法。

　　第三，“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血脉，其中涵盖着同志诸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许多绿色发展的辩证观点，这些蕴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不但成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依据，更凸显了“绿色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重要位置。“绿色发展”，强调以创新为前提，以协调为手段，以群众的满意为目标，实现经济与环保发展的和谐、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可以肯定，“绿色发展”是对其它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其它发展的标准，而它的发展又能很好地表达其它发展的发展，显然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转化方法的运用，无疑彰显了包含辩证法的方法论。

　　第四，“开放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臂膀，是拓展发展空间，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强调的是以开放带动战略，显现发展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推动更加优化的发展，更加融入世界的发展;变革的任务是，让中国的发展吸收世界的先进经验，进而引领世界的发展。而以领跑世界为目标的“开放发展”，不仅有满足自身发展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条件，还对创新发展要求特别迫切，因为没有创新的发展只能是跟跑的发展，没有创新的发展只能是受人抑制的发展;也对协调、绿色和共享的发展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它是发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脸面。而“开放发展”又能为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带来借鉴，带来生机和活力，同时这些发展又进一步刺激开放发展。“开放发展”以其联动性和带动性，显示了创造矛盾转换条件和推进因果变化的辩证方法。

　　第五，“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生命，是坚持其它四种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强调的是，坚持“中国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人民的发展”的发展根本原则;突出的是，以更加公平、更加正义确保人民享有发展成果。“共享发展”融入了同志历来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观点，本能地为其它四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增加了实践动力，形成了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辩证统一的表现方法。而“共享发展”，又能调动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挖掘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创新能量，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发展，这种统一目标和手段的方法，自然就表达了其中的辩证法。从而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以坚持唯物主义的坚定性，推动更新发展理念和根本变革发展的坚定性，以坚持运用辩证法的娴熟性，促进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辩证方略。

　　唯物辩证法有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认识问题。同理，我们认识同志“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大”道，也必须联系他的一贯哲学思想和哲学新论断，必须结合“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哲学背景，融会贯通地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精髓。众所周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问题意识哲学”，其主要特征就是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而支撑“五大发展理念”问世的正是“问题意识哲学”。我国发展尽管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贫富不均、分配不公诸多问题;尽管我们转发展方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然有着被旺盛需求掩盖的结构性问题、调整转型阵痛期加剧的问题、传统支柱产业优势减弱甚至丧失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就是针对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解决这种种问题而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是坚持问题意识导向发现发展问题的产物，又是直面问题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产物。概括“五大发展理念”需要问题意识，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更需要不断强化问题意识，这就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的问题意识辩证法。当然，“五大发展理念”也是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谋划改革发展的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为改革发展科学思维方式的写照。“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坚持同志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发展理念彻底的更新，以此引发触及五大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而且将他提出的以“民本思维”定目标，以“实践思维”探路径，以“战略思维”谋大局，以“创新思维”增活力，以“辩证思维”解矛盾，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法治思维”求善治等一系列指导发展的科学思维方式，都尽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一贯性和一脉相承性。可以说，悟透了关于改革发展上的辩证法，也就悟透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大”道。

　　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在半个多世纪前，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围绕我国当时中需要解决的十种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的《论十大关系》，这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成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见证，至今依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同志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他围绕坚持和发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之作，当之无愧地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伟人。“五大发展理念”以其深刻的哲学思维，全新的科学发展方式，以对解决发展矛盾和发展动力转换的精辟概括，对发展规律的深化和飞跃，必将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必然铸就中华民族发展的辉煌，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灿烂的一页。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是五中全会最突出的亮点，是五中全会精神的精髓，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如何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这是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对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个重大考验。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同时，他又强调，实施新的发展理念，要坚持系统的观点，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重要思想和论断，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过河的“桥”和“船”。　　1.坚持系统的观点　　系统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构成的，物质是运动的和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坚持系统的观点，就要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五大发展理念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实践。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的伟大实践不断探索和总结的思想结晶，是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五大发展理念虽然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的系统，不可分割。它们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指向一致，共同构成了开辟未来发展前景的顶层设计，构成了整体密切相连的系统化逻辑体系，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伟大实践中，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因此，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成为引领新的发展实践，开创美好未来的一面旗帜。　　五大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理念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其内部也具有系统性，内部各要素之间也不可分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每一个发展理念，都有各自的特定内涵，都有各自特定内涵的质的规定性。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次序、自己的作用，相互不可替代。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引领发展的基本之策。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协调既是发展手段，也是发展目的，还是发展评价的尺度。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是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的本质要求，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在奋斗中要逐渐实现的目标。　　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用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需要同心同向，齐心协力，同步共振。坚持系统的观点，实施好五大发展理念，必须依照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偏执一方、畸轻畸重。　　2.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现实存在着的事物都不是由单一的矛盾构成，而是由多种矛盾交织起来的复杂程度不同的矛盾体系构成。不仅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多方面的关系，表现为多方面的对立统一，而且事物矛盾的每一方面又包含着许多的具体矛盾，表现出多方面的关系。但是，在各种矛盾体系中应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在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就要对五大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发展理念从矛盾的两个方面去认识、去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与不创新、不协调、不绿色、不开放、不共享而共存的，双方以各自的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时，在五大发展理念的系统中，每一个发展理念都与其他四个发展理念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五大发展理念就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否则就会相互制约、相互掣肘。辩证法的“两点论”，要求我们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遇;既要看国际形势，也要看国内形势;既要看当前，也要看长远;既要看局部，也要看全局;既要看人，也要看物。要求我们做工作要两手抓，既抓改革，也抓法治;既抓发展，也抓稳定;既抓物质文明，也抓精神文明;既抓经济建设，也抓国防建设;既抓国内问题，也抓对外开放;既抓经济社会发展，也抓党的建设;既要抓创新，也要抓协调;既要抓协调，也要抓绿色;既要抓绿色，也要抓开放;既要抓开放，也要抓共享。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切好蛋糕，等等。　　明确和突出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明确和突出工作重点和突破口，就要厘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厘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情况下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的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创新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就是要着力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就是要着力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因此，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问题，看准短板，找出差距，摒弃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做法和体制机制，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就必须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攻坚克难，实现矛盾的转化和转换。　　3.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它们着重研究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普遍的本质，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其本身就经历了三个基本规律描述和展示的运行过程，所以五大发展理念的实施，同样也必须把握好从理论到实践的事物运动的历史过程。　　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必须把握好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相反相成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属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矛盾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实施五大发展理念，要善于谋划、敢于设计，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统筹，全局和局部配套，渐进和突破衔接，横向和纵向连线，上下和左右贯通。　　必须把握好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量互变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由于量变的多样性，质变的复杂性，它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克服急躁情绪，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做改革和发展的促进派。　　必须把握好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两种因素。它们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事物发展的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要允许探索，宽容失败，“风物长宜放眼量”，建立鼓励创新发展的容错纠错机制。要敢为人先，勇于冒尖，准备曲折，不怕反复，以“好事多磨”“事缓则圆”的心态，敢于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浴火重生。　　4.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综合性具体运用，这个思想和原理的内涵极其丰富。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是对全国普遍性的原则和要求，是从个性、特殊性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对各方面、各领域和各项工作具有一般的重要指导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普遍性、共性的东西具有理论的深刻性。但是，要实施五大发展理念，又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用理念和理论去指导实践，解决实践中的每个具体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认为，特殊性、个性的东西具有实践的生动性。因此，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入山问樵、入水问渔”，要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只有把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才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管用、最符合实际的理论和政策。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一切以时间为转移。以时间为转移，就是要把握好事物的发展过程，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但历史和现实又是有区别的。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要善于借鉴和运用，但必须与今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今天面临的创新问题、协调问题、绿色问题、开放问题、共享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问题有所不同，与本世纪初所遇到的相关问题也有所不同。　　必须一切以地点为转移。以地点为转移，就是对五大发展理念，要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贯彻执行。中国地域广大，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城市和乡村、农村和牧区，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中央的精神是指导全国的，主要是把方向、立原则，不可能事事全面具体，而实践发展千变万化，各地区各部门情况往往千差万别。比如，西藏、青海地处青藏高原，生态地位重要。绿色发展就应该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重点和着力点，特殊的区情省情，对这些地方就提出了特殊的任务和要求。同样，对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来说，这些地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国际市场关系紧密，应把创新摆在突出地位，率先试，率先闯，率先做，为全国和全局的发展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基层首创精神，积极开展差别化探索和良性竞争，用自己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实践去实施五大发展理念。　　必须一切以条件为转移。以条件为转移，就是必须注意事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事物不同的飞跃形式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又受它所处的外部条件的制约。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同样性质的事物其形式也会不同。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地点状况下，条件变化了，我们的办法措施也要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入乡随俗”。比如，对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就说过，发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可见，对发展我们有共同的要求，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就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所以，要“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精准施策。不搞僵化，不搞一刀切，不搞一锅煮，反对教条，反对片面性，反对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