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两会最新热点提案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

　　据报道，内蒙古是我国北疆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生态屏障，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找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路径，成为内蒙古全区在“十三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内蒙古两会年初刚刚开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和自治区主席巴特尔阐述内蒙古未来五年的发展新思路。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今年年初的内蒙古两会上指出，内蒙古是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够强;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增长动力不够协调;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但综合分析，机遇大于挑战。

　　巴特尔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快，为我区调整结构、补齐短板、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带来了宝贵机遇。

　　“十二五”期间，内蒙古实现了由“一煤独大”向产业多元的转变，煤炭对工业增长贡献率下降，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有色金属和农畜产品加工贡献率显著提升。

　　巴特尔表示，今后五年，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推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基本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如何加快转型升级，解决结构矛盾、缓解环境资源的压力?巴特尔说，内蒙古将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巴特尔表示，鼓励煤炭、电力、化工、冶金、建材企业横向联合，对资不抵债、连年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或依法破产清算，退出市场。

　　节能减排，走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内蒙古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快划定生态红线。

　　巴特尔表示，实施排污许可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提高排放成本，倒逼企业减排。建立环境保护督查机制，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表示，要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绿色富区、绿色富民。

　　王君表示，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政协委员：建议儿科发展不好的医院 评级一票否决

　　在四川省两会期间，华西都市报连续报道的“儿科医生荒”现状，引起了省政协委员们的热议。2月24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宋毅回应：教育部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罗良娟看来，高校开儿科本科专业还是解决不了儿科医生荒问题，她正式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和使用》的提案，建议把儿科发展纳入当地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硬指标，譬如，对儿科发展不好的医院在评定等级时可以进行一票否决。

　　现状：基层儿科医生尤为紧缺

　　罗良娟本科最初所学专业就是儿科，她对儿科医生这个群体非常了解。在工作中，她也常听说儿科医生紧缺。当她听说阆中市人民医院在招儿科专业本科生，开出5万元的安家费都没有人前来应聘时，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由于国家调整专业时，绝大多数本科没有儿科专业，这会让本科学儿科的医生更稀缺，哪里都想抢着要。”罗良娟说，既然哪里都抢着要，这些人留在大都市的动力就会更大。至于学儿科的研究生群体，要想让他们落地基层就更不现实了。

　　儿科医生的俏，只会进一步加剧基层儿科医生的紧缺。

　　担忧：儿科医生能否坚守下去?

　　2月24日上午，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与教育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宋毅说：教育部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解决了本科阶段培养儿科医生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儿科医生荒的问题。”罗良娟说，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儿科医生不愿意坚守的问题。

　　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儿科医生面临交流难度大、劳动强度大、风险大、要求高、收入低和执业环境不好等问题。

　　罗良娟担心，虽然高校本科教育阶段儿科恢复了，能否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即使有人报读儿科，能否在这个领域坚守下去?

　　建议：医院评级实行一票否决

　　为了吸引人才往儿科医生方向发展，为了缓解全面二孩背景下的儿科医生荒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罗良娟正式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和使用》的提案。

　　提案中，罗良娟建议：国家卫计委和医院在制度层面上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保障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至少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上。用方医院在考核儿科时，要回归公益属性，让儿科医生有更多获得感，体面执业。

　　儿科在医院的收益处于最低的那几个科室，如何调动医院提高儿科医生的积极性?罗良娟还建议政府对医院的考评时，要把儿科发展纳入当地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硬指标，譬如，对儿科发展不好的医院在评定等级时可以进行一票否决，通过考评这个指挥棒提高医院发展儿科的积极性。

　　一份调查

　　博士儿科医生月薪7000元

　　全国两会前，罗良娟前往我省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了调研。她了解到，这家医院医生的收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工资，还有一部分就是奖金。

　　以职称为初级和副高级的医生为例，该院财务部提供了一组这样的数据：一个工作五年的初级职称医生，本科学历基本工资2280元，硕士学历2680元;工作十五年的副高级职称医生，本科学历基本工资2960 元，硕士学历的基本工资3360 元，博士学历的基本工资3760元。从各科室收益情况来看，儿科的收益是排名倒数第三。

　　医院为了激励儿科医生，按全医院平均奖金给儿科医生发奖金。平均下来，儿科医生每个月的奖金是3000元左右。以一个工作五年、本科学历的初级职称医生为例，每个月收入只有5280元。儿科医生最高收益为平均奖金的1.2倍，如此算来，一个工作十五年、具有博士学历的副高级职称医生的奖金为3600 元，加上基本工资月收入7360元。

　　一份行动

　　西南某省征求医院意见：提高儿科医护人员待遇

　　最近，西南某省的卫计委正在广泛征求医院的意见，准备把优化内部绩效工资考核分配方案纳入医院可持续发展的考核中，意见稿中提出其中儿科专业临床人员绩效收入要高于全院平均水平至少20%。

　　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了3家医院，其中，两家医院的相关负责人都说，这一项是今年新增加的内容。对此，医院并没有太多异议。

　　不过，也有一名不愿意具姓名的医院负责人反问：请问钱从何来?这位负责人认为，把其它科室挣的钱用来补贴儿科，容易产生矛盾。这位负责人建议：由财政投入一些资金用于保障儿科医生的部分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取消中考：挤占素质教育时间

　　“建议将现行的9年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12年义务教育，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推行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全免费教育。”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特级专家，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何水法提出了上述建议。

　　“中学阶段正是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生理上正处于青春期最为活跃的时期，心理上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时期。然而，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止于初中阶段，严峻的中考压力将教育指向了唯分数的升学考试。为了考入所谓的‘重点高中’，大部分的初中学校压缩教学进度，三年初中课程二年半即上完，孩子们提前备考，严重的校外补课使得休息时间被大量挤占。而中考对‘副科’(历史、音乐、美术等科目为主)的轻视，也让本应属于孩子的副科教育时间被占用，这不利于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何水法说。

　　何水法曾对艺术类考生做过一项调查，很多能够考取高分的艺术类考生，综合人文素养却不一定很高。追踪他们的“学艺”之路，发现他们往往是半路“出家”从艺，在提升综合素质关键时期的初、高中阶段，基本都是在不停地做题和繁重的重复考试中度过。

　　在何水法看来，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当前完全有能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12年义务教育。“我们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及教育，启迪心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使人们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取消中考，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无疑将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何水法建议，取消中考，将教育的指挥棒真正指向素质教育。实行普通高中就近入学，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同时，实行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杜绝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让孩子真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人大代表赵冬苓：条例升为法律前只能减税不能加

　　不少人知道赵冬苓，是因为她的编剧身份，比如电视剧《红高粱》。而在另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她成功“跨界”。

　　2013年，赵冬苓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这份议案也被称为当年两会“最有含金量的议案”。

　　，赵冬苓再提议案，希望5年内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建议有关方面给出路线图和时间表。

　　两份议案，使税收法定原则广受关注。

　　全国两会上，对立法法的修改高票表决通过。事关民祉的“税率法定”条款重回立法法，并最终通过。全国人大明确表示，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今年议案】

　　税收法定权力若下放应给地方人大

　　记者：你对目前税收法定的进展怎么评价?

　　赵冬苓：国家提出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时间很紧。原则上是没问题了，很大的程度在于怎么落实，会不会走过场。

　　记者：那么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实现路径，你有什么建议吗?

　　赵冬苓：立法法通过之后，一度觉得问题好像解决了。但专家又指出了新的问题，又有新课题需要探讨。首先我建议全国人大成立预算委员会，充实专业力量，专攻这方面的问题。有些观点称，想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我想权力下放的话，也应该下放给地方人大，不能给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人大预工委也和我交流过。实现税收法定，首先以后的税收要经过立法，现在通过条例收的税不能不让收了，而是要上升为法律。那这个过程，是直接上升为法律，还是要经过论证?只走一个形式意义不大，法律要经过充分论证。在没上升为法律之前，我提出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记者：今年你还会继续关注税收相关的问题吗?

　　赵冬苓：会。去年我提的预算委员会的问题，全国人大解释了一下现状，主要是牵涉到机构改革比较复杂，暂时没有解决的条件，但我还想继续提，继续呼吁。因为有专家告诉我，广东已经有很多市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而且运行得很不错。

　　【关注契机】

　　“国五条”后楼市爆棚引发对税收关注

　　记者：税收法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话题。你作为一位编剧，为什么会成为这一领域的民意捍卫者?

　　赵冬苓：机缘巧合吧。2013年我刚当选人大代表，恰逢“国五条”实施，许多地方二手房交易市场爆棚，夫妻甚至为此离婚。这个现象当时引发了我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国五条”是完全合法的，但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显示出一些不严肃性。

　　记者：为了“跨界”，你进行了怎样的知识储备，做了哪些调研?

　　赵冬苓：我是外行，第一个议案的起草是在财税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刘剑文教授亲自帮我修改。从那之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觉我就认识了很多财税专家。

　　记者：所以你觉得人大代表的专业背景是否重要?

　　赵冬苓：我觉得从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来说，代表都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是很难的，大部分代表不可能是专家，专家的数量太少了。

　　从人大的角度来讲，谈到税收立法时，也会有专家说你把税收立法权给人大，人大也没有这种力量啊。确实人大代表的产生、构成、制度设计中，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力量。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学界的人商量，建议人大成立预算委员会，充实这方面力量。

　　记者：关于税收法定的议案，你跟主管部门、比如政府官员接触和沟通过吗?

　　赵冬苓：完全没有。这几年我提任何建议，都没有征求过政府官员的意见。我觉得我是人民的代表，我要代表的是民众、社会、学界。

　　【推动过程】

　　亲历“一场立法的民主实验”

　　记者：立法法通过前后，经历过重大的条文变动，你所倡议的“税率法定”等条款在三审稿中一度被删。当时你是怎样的感受?

　　赵冬苓：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出来时，我正在山东，看了之后觉得非常详细，议案的思想都体现出来了。我乐观地认为这已经是尘埃落定了。结果，三审稿一出来，关于税收法定的条款变化很大，特别模糊和笼统。

　　记者：税率法定是否写入立法，在你看来是一个关键问题?

　　赵冬苓：首先收税要合法地收。另外大家关注税率问题，大家都在说税比较高，是高还是低，要由专家说了算。但在立法法里，应该坚持税率由人大来确定。不能是制定了一个房产税，通过了，但是税率多少，不管了。

　　记者：于是你坚持反对三审进行简化修改，你那时有“胜算”的把握吗?

　　赵冬苓：如果说我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就是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我的观点。然后我找到了几位人大代表签名，提出了一份议案。

　　到正式表决以前，有一个修改之后的方案发给代表，是几页纸。当时我正在参加小组讨论，一进门，马上就有人把几页纸塞到我手里，嘴里喊着“改了，改了”!

　　记者：在争取其他代表支持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阻力吗?

　　赵冬苓：最初税收法定的议案，加上我一共是32个代表。我事先要做一些功课，大概圈定一下哪些人可能会签字，哪些人不会签。比方说我倾向于找企业的代表，因为他们对税的问题比较关注。我一开始刻意地回避了政府官员。但实际上有些是我多想了，很多官员都愉快地在议案上签了名。

　　★新闻内存

　　为何现行税种开征多以国务院名义颁布?

　　税收来源于公民的私产，由私产转换成国家财产，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征税权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我们在日常所看到的税种开征，往往都是以国务院名义颁布，有时甚至是由国务院组成机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签上报国务院颁布实施。

　　目前，在中国的18个税种里，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3个税种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其余大部分均以行政法规形式颁布。

　　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授权。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第二年，全国人大又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

　　政府部门在税收事务上的决定权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来自这两个授权，其中1984年的授权于2009年废止。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的进一步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授权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专家普遍认为，过量、不当、失范的税收授权立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行政权力的膨胀，延缓了财税法治的进程，比如易形成“部门立法”的弊端。除在法理上面临的困境之外，也使得税负水平在多年来一直引发社会各界的热烈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