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十八届六中全会内容整理版

十八届六中全会内容整理版

当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十八届六中全会。

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领导决策核心，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全会。每次中央全会都有一个研究主题。一般来说，六中全会是每届中央委员会倒数第二次全会，其研究主题受到国内外关注。

梳理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7次六中全会主题，几乎都是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根据已公布议程，十八届六中全会，同样聚焦“党建”：这次全会，将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分析认为，读懂中央全会，是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故事、中国治理的重要前提。

7次六中全会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领导体制回归常态，中央全会定期召开，研究党和国家层面的重大问题。

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总共召开了7次六中全会。这7次六中全会都会有一个研究主题，最后通过一个决议(决定)，并均有时代背景。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决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出，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6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决议》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抬头，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比较突出。《决议》对坚持和发展、巩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个决定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这次《决议》是10年后，建立发展一段时期的背景下，中央全会再度聚焦精神文明建设，并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对于巩固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2001年9月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阐述了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聚焦党的作风建设，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增强人民群众的信任基础、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关键作用。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为中国描绘了一幅的路线图。这个《决定》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聚焦社会问题，是基于对当时中国面临的转型矛盾的深刻洞察，是对保护社会和谐、发展的一次战略谋划，对维护中国社会的和谐正义，对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意义重大。

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这次《决定》对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深远意义。

7次六中全会的主题特征

这7次六中全会，主题多是涉及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等意识形态问题，或是党的作风建设等党建问题。

其中，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聚焦精神文明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聚集文化建设；十一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十三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群关系，十五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的作风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涉及社会建设问题。

换言之，7次六中全会，有3次研究意识形态问题、3次研究党的建设问题，1次研究社会建设问题。可见，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是改革开以来六中全会的主题特征。

中央全会研究的都是党和国家层面的执政方略和治理之道。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钟君认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党和国家根据治国理政中遇到的突出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而确定的。

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党建，它们都是极端重要的课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意识形态工作。党的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决不可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研讨班上就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

同样，党的建设问题之所以成为以往六中全会较多涉及的主题，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党，一个实行集中统一坚强领导的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换言之，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非常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瞩目的治理成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中共这个核心力量。能不能治理好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能不能发展好，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能否持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能否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能否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有效的治理。

六中全会多次涉及党建主题，正是汲取了近现代政党兴衰的正反经验。纵观世界上治理良善的国家，无不是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反观治理无序甚至失败的国家，或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或是政党组织衰败，比如苏丹等。

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期待十八届六中全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布局，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恰好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冉教授认为，这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在战略重点与实施战略方面谋篇布局的强大能力，体现了统筹治国理政的强大战略思维。

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明确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对腐败零容忍，打虎拍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以来的整风反腐呈现一个醒目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经验。即，坚持上行下效，一层做给一层看，新规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传递示范效应，传递治党决心。

这次六中全会要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反腐治本，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正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国进行深刻变革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处于紧要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亨廷顿认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为党中央在比较、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治党思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尤其是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主因还在于苏共自身，没有把党建设好，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方面欠缺很多。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执行力强、制度化程度高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利于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各项制度更加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加权威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保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